我们整理了参与这次讲座学者的部分观点和内容，以飨读者。为了便于阅读，内容有筛选、删减和编辑。
渠敬东：学者的行动生活才是灵感之源
渠敬东（北京大学）提出，韦伯能给今天的学者的启发是，面对我们的时代命运，我们既要有思考，也要有行动。韦伯曾提到，100年前德国大学面对的一个美国化的处境，那与德国大学历史上的传统气氛是不一致的。整个学术体制的国家化也使得当时的学者越来越丧失了来自于学术内在的灵魂。正如韦伯所预言的，这在二战以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成为了整个全球学术的一个基本形态。韦伯当时提到，学者并不只是沉思生活，当他们公开演讲和发表，就已经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在韦伯看来，包括政治的行动生活是宗教伦理和现代生活最重要的面向。如果我们始终是用理性化的方式来经营学术，并不一定能获得灵感，行动生活才是真正灵感的源泉。
冯仕政：韦伯的药方是悲观的
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将韦伯的气质概括为“三悲”——悲情、悲剧、悲悯。他认为韦伯的历史观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觉得人类的历史最终会走上一条归路。此外，韦伯对人生对众生也有一种悲悯的情怀。冯老师认为韦伯具有“三悲”气质的原因是，他对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内在张力有很清醒的认识。马克思和韦伯他们关于当时社会的诊断其实是高度一致的，但最后给出的药方却截然相反。马克思开出的药方是乐观的，他相信我们人能够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但韦伯开出的药方就比较悲观，他认为我们人最终会走向理性的牢笼，最后会被完全束缚而不能脱身。
郦菁（浙江大学）提到，作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韦伯如果能够活到二三十年代，将会面临一个更加艰难的选择。这是因为，德国的民族主义兴起是相对比较晚的，而且德国民族主义的主要承担者就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换言之，他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面临着结构性的矛盾。而在那样一种波兰尼时刻（Polanyian Moment, 特殊的历史片段），他们还要进行政治经济制度的重新选择。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知识分子面临巨大的思想上的悖论和困境，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获得了巨大的言说空间。郦菁希望观众能一起想象和思考，韦伯在这种情境下会给出什么样的政治方案？她也想提问，中国知识分子又是何种政治和文化的承担者呢？
田耕谈韦伯著作中的“政治”
田耕（北京大学）提到的两篇演讲分别是，韦伯1895年就职弗莱堡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和一篇名为《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田耕认为，韦伯在两篇演讲里提到的“政治”指向了不同的概念。在阿弗莱堡演讲里，韦伯提出政治经济学要服务的政治不是“某些人某些阶级碰巧在某个时间点进行了统治的日常”，而是整个民族永久性权力政治的利益。在《以政治作为天职》的演讲里，韦伯说“政治”的概念很宽泛，他要讲的“政治”不是在任何组织当中存在的这种权力的影响，而是对一个政治群体，对一个国家及其领袖施加的影响。田耕认为，韦伯在《以政治为天职》里提到的直面现代政治的政治家，和在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讲里面谈到的以政治教育为己任的政治共同体，也就是国家，他们的内在结构又是非常一致的。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李猛谈韦伯的支配社会学李猛（北京大学）通过分析韦伯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两个版本的差异（一个是1904-05年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中最早发表，一个是1919年韦伯修订《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将其放在了《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第一卷中），探讨了韦伯研究的转向。在对比了两个版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韦伯后续作品后，李猛认为，韦伯在最初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并不关注政治和社会的问题，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分析。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命题并不是他最终对政治的一个理解，他越来越强调——宗教改革实际上是强化了教会对生活的支配。新教文明作为“支配世界”的生活伦理，这个思路是贯穿《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韦伯晚年研究的支配社会学的一个核心线索。李猛认为，韦伯对政治与社会的理解，并不是从早期的社会阶级的讨论出发的，而恰恰是从早期的对伦理理性化的分析角度入手的，重新建立了一个对政治、也即权力和支配的理解。
阎克文谈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
阎克文（浙江大学）认为《经济与社会》的方法论意义超越了其他方面的意义。他从韦伯的价值立场谈起：韦伯坚信康德提出的伦理学命题——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工具，这是韦伯方法论的起点。阎克文说，韦伯在若干场合都强调过在经验现实中不存在理想类型，学者的研究与经验现实是保持距离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如果是把价值判断置于优先地位的时候，对事实的认知和完整理解可能就不复存在了。阎克文认为，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不可逆转，如何保持价值中立的方法论原则，这个挑战是今天的每个学者都要面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