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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牢笼下的伪个性时代:越努力生活,越千篇一律

2020-09-12 17:32   美国新闻网   - 

现代社会还有个性存在吗?

网红景点的拍照姿势整齐划一,大街小巷的人们穿着相似的时尚单品,地铁上的人们捧着同样一本畅销书。商品化让我们无处遁逃,越是努力去生活,结果越是千篇一律,因为理想也是被消费社会标定的。

数字化正在加速这种同质化的进程,我们在社交媒体中转发同一篇文章,相同的观点在“回音室”中不断强化。冲突消失了,那个能让我们真正成为自我的“他者”也消失了,世界在同质化的漩涡中百无聊赖的前进。

新的工作组织形式仿佛赋予现代人自由,我们可以弹性的上下班、穿舒适的衣服,可是大数据的目光和内卷的压力,让这种囚禁变成了自我规训的方式。本文摘自德国哲学家韩炳哲的系列图书,他轻盈的文字总能切中要害,指出现代人的最本质症候。

01 同质化的恐怖

同质化的恐怖(Terror des Gleichen)席卷当今社会各个生活领域。人们踏遍千山,却未总结任何经验。人们纵览万物,却未形成任何洞见。人们堆积信息和数据,却未获得任何知识。人们渴望冒险、渴望兴奋,而在这冒险与兴奋之中,人们自己却一成不变。人们积累着朋友和粉丝(Follower),却连一个他者都未曾遭遇。社交媒体呈现的恰恰是最低级别的社交。

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n)的木偶动画片《失常》(Anomalisa)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如今同质化的地狱。这部电影也可以被命名为“追寻他者”或者“爱的礼赞”。在同质化的地狱里,追寻他者是不可能的。

主人公迈克尔·斯通是一位成功的励志演讲人和作家。他的代表作品名为“我该如何帮你去帮助他人?”是新自由主义世界中典型的人生指南。他的作品广受赞誉,因为它使生产率得到显著提升。然而,尽管此书大获成功,他仍然陷入了生存危机。在空洞、单调而昏钝的消费与功利型社会中,他显得孤独、迷茫、百无聊赖。他失去幻想,他毫无方向。在这里,所有的人都长着同样的脸,说着同样的话。出租车司机、餐厅服务员或酒店经理所说的话与其太太、其前女友一模一样。孩子的脸孔也与成年人别无二致。克隆人遍布整个世界,而矛盾的是,每个人又都想与众不同。

迈克尔来到辛辛那提做演讲。在酒店里,他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与众不同。他猜想,她定是在那个房间里,于是前去敲门。他找到了她。出乎意料的是,那个女人竟然认出了他。她来辛辛那提就是为了听他的演讲。她叫丽莎。她不仅声音特别,容貌也与人相异。她觉得自己很丑陋,因为她长了一张不太符合大众审美的面孔。此外,她还有点胖,脸上有一道疤痕,她一直想用头发来遮住这道疤痕。

《失常》

《失常》

但是迈克尔爱上了她,爱上她别样的声音,爱上她的独特,爱上她的不同寻常。沉醉于爱情的迈克尔称她为“特别的丽莎”(Anomalisa)。于是,两人共度春宵。夜里,迈克尔做了一场噩梦,在梦中,他被多个长得一模一样的酒店女服务员跟踪,她们都想和他上床。他在同质化的地狱里穿行。

在和丽莎吃早餐的时候,她的声音越来越趋同于那种千篇一律的声音,这吓坏了迈克尔。他回到家乡。到处都是同质化的荒漠。家人和朋友来迎接他,他却无法分辨他们,所有人长得都一样。他困惑地坐在一个陈旧的日本性玩具娃娃对面,这个玩具娃娃还是他在一家成人用品商店里为他的儿子购买的。她的嘴巴张得很大,以便提供口交服务。

在电影的最后一幕,丽莎仿佛于另一个世界里再度宣示她对迈克尔的爱。这个世界似乎从同质化的魔咒中解脱出来,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重新获得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脸孔。丽莎还顺便解释了,Anomalisa在日语中的意思是“天上的仙女”。Anomalisa完全就是将我们从同质化的地狱中拯救出来的他者。她是作为爱欲而存在的他者。

在那个同质化的地狱中,人类无异于被遥控的玩偶。因此,用人偶而非真人来扮演剧中角色就十分顺理成章。脸上明显的接缝让迈克尔知道,他仅仅是一尊木偶。电影中有一幕,他脸上的一部分掉了下来。他将掉下来的嘴巴拿在手里,而它还在兀自喋喋不休。他吓坏了,自己竟然是木偶。用比希纳(Büchner)的话来做这部电影的注脚,真是恰如其分:“我们就是被不知名的力量操纵的牵线木偶,没有一丝一毫是我们自己!

02 真实性的恐怖

在真实性的强迫下,“我”不得不去“生产自己”(sich selbst produzieren)。真实性终究是新自由主义生产自己的方式。它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生产者。作为自己的经营者,“我”生产自己、展示自己,并把自己当作货物提供给别人。真实性是营销的理据。

如今人们经常谈及真实性(Authentizität)。它像新自由主义的所有宣传一样,披着解放的外衣粉墨登场。真实意味着自由,不被预设的、被外界事先规定好的表达和行为模式所囿。它强迫人们只像自己,只通过自己来定义自己、书写自己、创造自己。真实性的律令对自己施以强制手段,迫使自己不断地拷问、窃听、窥探、包围自己。通过此种方式,加剧自恋式的自我关涉(narzisstischerSelbstbezug)。

努力追求真实,努力只做自己,引发与他者的持续比较。比较的逻辑使异质(Anderssein)转化为同质(Gleichsein)。如此一来,他者的真实性更加强了社会的一致性(Konformität)。 它只允许体制框架内差异的存在,即多样性(Diversität)。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惯用语,多样性是一种可以被充分榨取的资源,而相异性(Alterität)则拒绝任何形式的经济利用,因此,二者相互对立。

如今,每个人都想与众不同。然而在这种愿望下,同者却大行其道。这里我们要面对的是更高层级的一致性。穿过他者的丛林,同者仍不改初心。论及如何贯彻一致性,他者的真实性甚至比强制的同质化更加有效,后者比前者脆弱得多。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生产策略,真实性打造可商品化的差异。它借此拓展商品的多样性,通过这些商品,真实性被物质化了。 个体首先通过消费来展现其真实性。真实性的命令未能促使独立自主之个体的形成。相反,它更像是完全被商业收为己用了。真实性的命令带来自恋的强制性。自恋并不等同于正常的虚荣心(gesunde Eigenliebe),后者不是病理性的。

《失常》

《失常》

虚荣心并不把对他者之爱排除在外,而自恋则无视他者的存在。自恋者不断地揉搓、扭曲他者,直至在他者身上再度辨认出自己的模样。自恋的主体只是在自己的影子中领悟这个世界,由此导致灾难性后果:他者消失了。自我与他者的界线渐渐模糊。自我扩散开来,漫无边界。“我”沉溺在自我之中。只有面对他者时才能形成一个稳固的自我。相反,过度自恋式的自我关涉所产生的是一种空虚之感。

空虚感是抑郁和边缘性人格障碍的基本症状。边缘人通常无法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只有在自残的时候他们才终于有所感觉。抑郁的功能主体视自身为沉重负担。他厌倦自己,又沉湎于自己,完全无力从自身当中走出来,这一切都矛盾地导致自身的虚无和空洞。自我封闭、自我关押,失去一切与他者的关联。我触摸自己,却只能通过他者的触摸而感受到自己。他者是塑造稳定自我的根本途径。

按照阿兰·埃亨伯格(Alain Ehrenberg)的说法,抑郁的获胜以失去与冲突的联系为基础。如今效绩与优化的文化没有给冲突留下活动空间,因为它很耗时。如今的功能主体只知道两种状态:好用或不好用。这一点与机器相似。机器也不知冲突为何物。它们要么顺畅地工作,要么就是坏了。

自拍瘾(Selfie-Sucht) 实际上跟虚荣心关系也不大,它无非就是孤独、自恋的自我在瞎忙。面对内心的空虚,人们徒劳地尝试着卖弄自己,博人眼球。唯有空虚在自我复制。自拍照是自身的空虚形态。自拍瘾加剧了空虚感。导致这一结果的不是虚荣心,而是自恋的自我关涉。自拍照是自身的美丽平面,而这自身空洞、不安。为了逃避空虚感的折磨,人们要么拿起刀片,要么拿起智能手机。自拍照是让空虚的自我短暂退隐的扁平表面。倘若把照片翻过来,人们就会撞见那伤痕累累的背面,汩汩流着血。自拍照的背后是伤口。

03 异化

“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马克思《经济哲学手稿》,1844年

阿尔贝·加缪的小说《局外人》(Der Fremde)描写了身处局外之感,这是一种根本的存在与生存感受。人类面对世界是局外人,在人群中是局外人,面对自己同样是局外人。话语之栅将主人公默尔索与他人隔绝。陌生表现为无言。人人都身陷牢笼,彼此分隔,而这牢笼的四壁便是话语之栅。这份陌生既不属于当今这个超交际时代,也不属于作为舒适区或百货商店而存在的世界。

如今的劳动关系(已)无法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TheoriederEntfremdung)来阐释。劳动异化的意思是,劳动所得的产品之于工人来说成了一个异己的对象。工人既不能从他的产品中也不能从他的作为中再度辨认出自己。他创造的财富越多,自己就越贫穷。他的产品被夺走。工人的作为恰恰导致了他的非现实化(Entwirklichung): “劳动的现实化(Verwirklichung)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至于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 他越是劳心劳力,就越深地陷入剥削者的统治之中。

马克思把这种导致异化、去现实化的统治关系拿来与宗教做对比:“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由于劳动关系中的异化,劳动者不可能实现自我。他的劳动不过是持续的自我非现实化(Sich-Entwirklichung)。

《失常》

《失常》

如今我们生活在后马克思主义时代。在新自由主义的政制下,剥削不再以异化和自我现实化剥夺的面貌出现,而是披上了自由、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外衣。这里并没有强迫我劳动、使我发生异化的剥削者。相反,我心甘情愿地剥削着我自己,还天真地以为是在自我实现。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奸险逻辑。

所以,过劳症(Burn-out)的初期表现恰恰是亢奋。干劲十足地投身于劳动之中,直至精疲力竭为止。自我实现,实现至死。自我完善,完善而亡。新自由主义的统治藏身于幻想中的自由背后。它与自由携手并立于我们面前之际,正是它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感觉上的自由消弭了任何反抗、革命的可能性,这才是它的致命之处。有什么可反抗的呢?已经没有人再压迫你了啊!珍妮·霍尔泽所说的“保护我免受我所欲之害”将这一范式转变表达得十分贴切。

当今社会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异化。它不再涉及世界或者劳动,而是一种毁灭性的自我异化,即由自我而生出的异化。这一自我异化恰恰发生于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当功能主体将其自身(比如其身体)当成有待完善的功能对象之时,他便逐渐走向异化了。由于否定性的缺失,这种自我异化在不知不觉间慢慢加深。能摧毁自我的,不仅是自我剥削,还有自我异化。在病理上,它表现为对身体意象(dasKörperschema)的破坏。厌食症和暴食症(或称BED,Binge-Eating-Disorder)都是日渐加剧的自我异化之症状。到最后,人们便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了。

05 目光

如今,目光在许多层面上消失了。统治的实施也缺乏目光的注视。边沁的“全景监狱”以目光的统治为基础。“监狱”里的人被完全交付于监视者的目光。监视塔的建造追求功能性,监视者能将一切尽收眼底,而自己却不为他人所见:“全景监狱是一台将‘看’与‘被看’二元分割的机器:在外环区域,人们完全处在被监控之下,自己却从未看见什么;在中央塔楼,人们可以看见一切,自己却不为他人所见。”犯人们所见唯有中央塔楼的剪影而已。他们无从知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始终被凝视,即便是监视者并不在那里。目光的统治是中心视角的。

在《第十研讨班:论恐惧》开班之初,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表演了一则发人深省的寓言:螳螂的故事。拉康戴着一副面具,但并不知晓面具的样子。他就这样以面具遮脸,和一只巨型螳螂相对而立。拉康完全不知道螳螂眼中看到什么,也不清楚这副面具的模样将引发它怎样的反应。另外,两者之间也不可能有任何语言的交流。如此,他将自己完全交付给它,交付给它的目光。雌性螳螂在与雄性交配之后,会将其捕食,这为它更添了几分阴森可怖。无从预警也无从算计的全然他者令人生畏,其表现形式就是目光。

借由螳螂的寓言故事,拉康援引了莫里斯·布朗肖作品《黑暗托马》(Thomas der Dunkle)中的一幕,该场景把主人公描写为一个着了魔的、被词句吞噬的阅读者,就如同被雌性螳螂所吞噬。“阅读”意味着被注视:“在每一个字符面前,他的处境都与那被雌性螳螂吞噬的雄性如出一辙。他们望着彼此(L’un etl’autre seregardaient)。……托马就这样毫无防卫地滑进这些通道,直到他被文字深密的内里所察觉。这还说不上恐怖,相反,这是一段让他想加以延长、几乎算是惬意的时光。……他满心欢喜,在这颗看见他的眼睛中看见自己。”此处,布朗肖描绘了一种特别的异化经验,即人们放弃眼睛的主权并将自己交付给他者的目光。

《失常》

《失常》

数字媒体与光学媒体不同,它是没有目光的媒体。因此,数字化的全光镜Panoptikum(其实已经不能算作是光学镜Optikum),即数字化的全景监狱,也已经不依赖于目光、不依赖于中心视角的视觉瞭望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它绝对比其他类似的全景监狱看得更多、更深。

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区别变得毫无意义。数字化全景监狱的运作方式是无视角的。无视角的透视远比有视角的监视更有效,因为人们是全方位地,甚至是从内向外地被照得通亮。思想回避了目光,却逃不过数字化的全景监狱。即使没有目光的加持,“大数据”仍能大显身手。与中心视角的监视不同,无视角的透视中不再有盲点的存在。

由于缺乏起到镇压作用的目光(这与纪律社会的监督策略有着本质区别),便产生了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自由感。数字化全景监狱里的犯人并未觉得被凝视,也就是并未觉得被监控。因此,他们感到很自由,且自愿地去暴露自己。数字化全景监狱并非限制了自由,而是将其极尽利用。

数字化的全联网(Totalvernetzung)和全交际(Totalkommunikation)并未使人们更容易遇见他者。相反,它恰恰更便于人们从陌生者和他者身边经过,无视他们的存在,寻找到同者、志同道合者,从而导致我们的经验视野日渐狭窄。 它使我们陷入无尽的自我循环之中,并最终导致我们“被自我想象洗脑”。

数字革命之初,其设想是很有些乌托邦性质的。比如弗卢瑟(Flusser)就把数字化联网提升为博爱的技术。生而为人则意味着与他人有关联。数字化联网应能成就一种独特的共鸣,牵一发而动全身:“网络震动摇摆,那是一种激情,一种共鸣。这是电信与信息学的基础,如此密切的关联既讨人喜爱又惹人生厌。

笔者相信,电信与信息学是博爱的技术,是使犹太—基督教得行其道的技术。它的基础是移情作用。为成就利他主义,它摧毁人道主义。单单是这一可能性,就已经够震撼了。”然而如今的网络已变成一个特殊的共振空间,一个回音室,任何不同与陌生都被消除了。真正的共鸣以他者的切近为前提。如今,他者的切近让位于同者的无差别性(Abstandslosigkeit)。全球化交际只允许相同的他者(gleiche Andere)或其他的同者(andere Gleiche)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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