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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我希望在大历史的隙缝里找到个人史

2018-07-30 14:17  南方周末  管理员004

台湾屏东,小镇潮州街头,龙应台用轮椅推着母亲美君外出散步。(王建栋/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26日《南方周末》)

“上一代人心里之所以有一个不可打开的黑盒子,其实不是因为不肯,是不敢。太痛的时候不敢打开。”

2018年7月24日凌晨五点,海拔3090米的台南大武山晨曦微露,彩霞满天,几乎彻夜未眠的作家龙应台,信步走到阳台。举目远眺,太阳正从太平洋那一边慢慢升起。

客厅里,肥猫还在酣睡,待会儿,来自印尼的看护雾米,就要推着轮椅,安顿好美君,到写作室来了,龙应台帮她泡好了一壶龙井。

大山西部,屏东平原深处的小镇潮州,平静安谧。乡居岁月已经持续一年,除了写作、演讲,偶尔造访的友人,常伴她左右的只有一只猫、失语失智18年的母亲美君,和雾米。

花园里的软枝黄蝉长得太茂盛,需要整理枝条。紫蓝色的蝶豆在连续的大雨浇灌下东歪西倒,需要扶正。2018年3月,马英九来探望时,她让不识草木的他种下一株含笑,现在枝桠里缀满了花苞欲放。

两个月前,镇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古惑仔寻仇错杀了一个无辜的青年,听说青年的家庭很困难,她打算去看看能帮上什么忙。

火龙果农来电告知,当周是火龙果采收的最后期程,问她要不要去摘。她想采几箱柠檬寄到台北,给两个生病的朋友。

她手边正在读的书,有关于植物的英文书、儿童哲学以及德文的推理小说……

不到48小时前,她还置身于繁华喧嚣的全球化都市。

2018年7月22日下午两点半,3000人涌入了香港湾仔会展中心演讲厅,聆听一场演讲——那些关于母亲,并连接三代人的家族故事,来源于她的新书《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主会场只能容纳2000人,而报名的人太多,主办方只好另开两个分会场,视频直播。很多人是拖着行李箱进场的,85%的读者来自内地。

《天长地久》大陆版日前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2018年7月23日开始全网预售。2018年7月24日,龙应台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书面访问。

龙应台与母亲美君在屏东潮州市场。(受访者供图/图)

“父亲的那一代人是怎么一回事?”

《天长地久》的源头在哪里?龙应台寻找了十年。

在给美君的第一封信(《女朋友》)里,她即做了交代,两个字:“后悔”。

80岁的龙父爱开车带着妻子美君四处游山玩水,却不断出车祸。一次事故中,美君的手臂被撞断,女儿龙应台喝令他交出钥匙和驾照,父亲完全没有抵抗,从那以后便极少外出。很快,父亲就“直线下坠,疾速衰老,奔向死亡”。

2004年,85岁的龙槐生去世。2008年出版的《目送》一书中记叙了这场父女告别:在蒙蒙细雨中,龙应台看着父亲的棺木缓缓进入焚化炉。“那一刻,你会发现你并不了解他,他会寂寞吗?有什么是他没有告诉过你的?父亲的那一代人是怎么一回事?”

她开始关注父辈的个人史和家族史。2003年卸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之后,龙应台赴香港大学任教,从而有了较为充足的时间陪伴两个儿子(安德烈和飞力普),并开始收集历史资料,进行口述采访和田野调查。

在2009年出版的一部书中,龙应台第一次披露了家族史的片断——从美君和槐生相识相爱,,美君从浙江淳安远嫁湖南衡阳结婚生子;到战乱年代中的宪兵连长槐生携家颠沛流离,一路南迁,历经离散最终重聚的坎坷遭遇。

书中有一幅美君的老家——淳安古城的手绘地图。老县城在1950年代已沉入千岛湖底。龙应台找寻故人,搜索地方志记载,雇人潜水勘察,使其历史风貌得以在图纸上复原。这本书的写作,同时埋下了她探寻父辈历史记忆的种子。

2012年,受马英九邀请,龙应台由港赴台担任首任“文化部长”,繁忙的政务活动将她淹没。可曾经埋下的种子,并未停止发芽。

夺去父亲车钥匙的第二年,母亲美君开始逐渐失去记忆,一直受失智症折磨,反应迟钝,口不能言,需要特殊看护。失智症又称痴呆症,是一种因脑部伤害或疾病所导致的渐进性认知功能退化性表现,多发病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失智症患者人数可能达到一亿人以上。

当2014年底,龙应台再度请辞,回到书斋,如何安顿和讲述美君自然成了头等大事。新的反思也逐渐连接起她、儿子和父母三代人。“后悔”则成为不断浮起的“执念”。

“人走,茶凉,缘灭”

过去的15年里,无论教书、写作还是从政,无论在哪个城市驻留,龙应台始终坚持每两个星期到屏东乡下陪伴美君,不曾中断。两周一次的屏东之行,来去匆匆。美君的日常活动必须借助轮椅,而她早已失语,再无法与女儿交流。龙应台常常只是坐在母亲身边,看着自己手上的书或手机。

“在这个世界上,对你最重要、恩情最深的那个人,正在度过她人生中最后不知还有几天的时光,你到底还在做什么呢?”一次禁语禅修突然让她顿悟,过去两周一次的屏东探母,不过是一个不诚实的假动作。

“我无法让你重生力气走路,无法让你突然开口说话,无法判知当我说‘我很爱你妈妈’时你是否听懂,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只有留在你身旁时才做得到。”

2017年8月,龙应台把书桌搬到了小镇潮州,日夜陪伴在美君身边。每当看护雾米把美君带到写作室,她就让美君坐在书桌旁边的沙发上,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忙于写作时,她会给美君戴上耳机,听周璇的老歌和家乡的越剧,因为“声音是一个人最后才会忘记的东西”。

龙应台认为,对父亲的“悔”,来自个体历史记忆的匮乏,缺少清醒的反思。父亲那一代经历过战争的创伤和贫困的折磨,幸存者终其一生将带着不安全感和心灵深处的伤口,对生活小心翼翼。对槐生而言,车不能开了,女儿给钱坐出租车就是“浪费”——“设想一下那代人的处境,就应该知道,即使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不可能愿意让计程车带着你们四处游逛。”

而美君,让她更加百感交集。除了和丈夫一样历经苦难,美君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承担了更多家庭责任,甚至更容易被忽视。让她后悔的是,美君过去只是一个被视为家庭后盾的“母亲”,而不是“女朋友”。“后盾在我后面,是保护我安全,推动人往前的力量,但是因为我的眼睛长在前面,就注定了永远看不到后面的保护”。

龙应台很早就发现了这些难以言说的悖论:她也是两个儿子的“后盾”,也要被他们蓄势待发的人生选择“看不见了”。于是从15年前起,她决定每年和儿子一对一地旅行两次。在陪侍美君的日子里,“移情”使她看清了这个决定,——她的愧悔,正是因为“人走,茶凉、缘灭,生命从不等候”。

“我老,我美,我能爱”

《天长地久》结构清晰,全书的叙述空间,由给美君的十九封信构成,讲的是家族故事,包括父亲、儿子在内的三代人。三十五篇以年代为标志的图文故事作为时间纵轴,从1919到2018年,跨度70年(应美君,生于1925年;龙槐生,生于1919年),交代了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美君的个人日记——那是历史记忆和个体命运的交叉点。

这是一部向经历了山河破碎、战乱离散等苦难的一代普通女性致敬的作品,其中涉及很多主题:家与国、个人命运与历史浮沉,战争与死亡、爱与背叛、生命与尊严、衰老与陪伴、代际冲突与和解、存在与时间、临终关怀与后事安顿等。围绕着以美君为代表的女性成长史和代际关系,龙应台在叙述之上进行了反思。

书里的每封信都至少涉及了一个主题,包含了不止一个故事。在龙应台以“我”展开的主观叙述视角下,几乎所有的主角都是女性。与她1980年代出版的《美丽的权利》体现出的强烈批判意识和杂论风格不同,在这部非虚构作品里,几乎所有出场的男性,都为讲述女性的故事而存在,叙述平静柔和,性别平等的立场却依然非常鲜明。

比如,书中透露了美君大胆追求美丽的秘密。老年的美君不但爱文眉,还隆鼻,如果不是过早失智,龙应台甚至认为自己的母亲说不定会去做隆胸手术。

第九封信《我爱给你看》则讲了一个私奔的故事。她的法国好友、82岁的玛丽亚,与一位70多岁的同性老图书管理员玫瑰相爱了,两人一起驾帆船游湖,到森林里露营,喝咖啡看展览。“她们用行动告诉这个歧视女人、歧视老人、双重歧视老女人的世界:别告诉我谁有资格爱,我爱给你看,我老,我美,我能爱。”

“拿钥匙打开”

2005年,在龙应台的鼓励下,美君开始以日记的形式回忆往事。《天长地久》里有一则日记《轿夫的妈》,记录了一个因躲避日军突袭而被炸掉半个屁股的老妇人。突袭警报拉响,这个五十多岁的小脚妇人,被挤到了防空洞口,弹片击中了她。儿子是轿夫,家里穷苦,无钱医治,又是夏天,第二天伤口发臭,“邻居同情她,亲人安慰她,可是没有人能代她痛苦”。美君在日记里写道:“在家里臭气冲天,人人都受不了,只好外面架一草房,给她住了七八天,才死。”

日记的最后一篇,写的是1942年,十七岁的美君从淳安押了一整船的毛猪和柴火到杭州,却发现从江北来卖毛猪柴火的船很多,于是贱卖了自己的货。

美君在杭州闲逛时看到杭州人在卖葡萄干,一个小包一角钱,她觉得便宜,不等与大哥商量,擅自决定买下了一整船的葡萄干。第二天大哥回来告诉她,一船的葡萄干,十年也卖不出去。

七天后,满载葡萄干的船回到了淳安码头时,美君看见父亲在码头上等她。她以为自己要挨骂了,却看见父亲兴高采烈地前来,说,“大哥来了电报,说你买了一船的葡萄干。淳安城闹流行病,很严重,医生说,不能吃油,要吃葡萄干跟稀饭,所以现在葡萄干已经涨到一小包一块半了,你赶快卸货,全城都知道你买了一船葡萄干,大家都等着呢。”

龙应台认为这个故事几乎是美君个性的写照。大哥曾评价美君“专门做惊天动地的事”。18岁时,美君受邻居委托,独自一人闯进宪兵队,违抗宪兵排长的命令,探望无故被关的乡人,又全身而退。

为了《天长地久》,龙应台出书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一口气跑六个城市:台北、台南、新加坡、吉隆坡、槟城、香港。很多读者在签书时会塞给她一封信,信里头慷慨地讲述为什么跟着她的书走。学生多半说,《野火》和《亲爱的安德烈》开启了思辨的能力;年轻的母亲说,《孩子你慢慢来》是自己挫折孤独时最重要的鼓励和支撑;中年读者说,《目送》说尽了人到中年、独立苍茫的感受;步入老年的人说,《天长地久》就是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一直找不到语言来梳理,读到书后突然历历在目。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也尝试给父母做口述史,却发现老人“不愿意打开自己,因为历史里太多痛苦了”。他向龙应台提问,“你看这是一个问题么?”

“上一代人心里之所以有一个不可打开的黑盒子,不是因为不肯,是不敢。太痛的时候不敢打开。更大的原因是,让他们把心里最深的痛苦,对不了解他的人打开是很尴尬、丢脸,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下一代的人了解这一点,你总会找到一个办法,拿钥匙打开。”龙应台说,“因为是生命书写,所以大河里的每一个浮标,都从《天长地久》里认出了自己。”

龙应台父母与子女的合影。龙应台大哥在战乱中与家人离散,留在了湖南老家。(受访者供图/图)

我希望在大历史的隙缝里找到个人史,好像在一堵古城墙的砖石缝里头找到活生生的野菊花

男性主导的社会鼓励女性“天真无邪”、可爱无思想,使得“天真无邪”就像化妆品和高跟鞋一样,变成一种用来吸引男性的技术

我希望年轻的女性有独立的思想、自然的性格、和男性平等的主体意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勇敢而成熟地爱

那个蹲下来让你超越的人

南方周末:《天长地久》是一部向经历了山河破碎、战乱离散等苦难的一代普通女性致敬的作品,其中涉及很多主题,爱与背叛、生命和尊严、衰老与陪伴、代际冲突与和解、临终关怀和后事安顿、女性权利等等。哪个是你最在意或认为是最紧要的?

龙应台:如果时间是一条流动的河,人是水中沉浮的一只浮标,那么这本书最核心的大概是想说:浮标要尽其所能地觉悟到自己是个浮标,生命是滚滚逝水;觉悟自己存在的处境,就比较知道怎么去对待时间,怎么去对待身旁的人,判断什么是生命各个阶段里真正重要的人、真正重要的事。

南方周末:美君是一个敢于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女性,她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束缚下为自己争取教育权利,衰老之年仍然追求美丽,在家庭穷困之际义无反顾地支持女儿赴海外读大学,也改变了女儿的一生。这个女人对你的影响有多重要?

龙应台:她的一个决定不就决定了我整个的人生?我的一切都来自她的一个决定和坚持。

长大的过程里倒是从来没觉得自己受她影响。比如小时候想要爬过一堵高墙去偷采芒果,你找一个人来蹲在墙角,耸起肩膀,然后踏在他的肩膀上越过那堵高墙。那一代的母亲,就是那个蹲下来让你超越的人。越过墙去的你,不会觉得她对你有什么影响,因为你一下子就超越了她,超越得老远。

总是要到自己深沉一点、自省能力多一点的时候,才慢慢体会她的影响。美君所影响于我的,不是要我做了什么,而是从来没要我做什么。守规矩、讲礼貌、端庄贤淑秀气可爱什么的,从来没说过。她对我的“不要求”,给了我最宽阔无碍的空间,大概就是最大的恩赐,最大的影响吧。

南方周末:书里有三章与女性权利有关,比如第8封信《永远的女生》里65岁的安杰拉与老男人阿芒的爱情;第9封信《我爱给你看》里玛莉亚和玫瑰的老年同性之爱。而30年前《美丽的权利》同样涉及这一主题,《天长地久》可以视作前者的下篇吗?

龙应台:美君是二十世纪草根阶层的女性主义者,只不过,她的时代和她的环境里没有这个词。要为她用文字画像,似乎不能不刻画出这个特质。如果她的环境允许她和我一样受教育而且周游列国,我相信她会希望跟今天年轻的女孩子说:做一棵大树,不要做盆栽。她很可能会跟她的“老年女朋友”们说:走吧,我们去玩去。是的,你可以说,年轻的《美丽的权利》是上篇,《永远的女生》是下篇,下篇更深沉、更勇敢。

南方周末:同样是女性权利的主题,前后关切的子题和风格却差别明显,前者聚焦在年轻女性拒绝物化,以及就业、婚姻、职场等领域的男女平权问题,后者多涉及老年女性的性和爱的权利,这两种反歧视有何不同?

龙应台:我们的社会除了有女性歧视之外还有老年歧视,所以“老女生”比《美丽的权利》里的年轻女性要面对双重的蔑视。老而勇敢,需要更沉淀的智慧和底气。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又说“女性解放来了,天真无邪也就走了”,还包括美君所言:“哪有什么爱情,人跟人只有利益交换,男女之间说穿了也是。”这些观点是对当下女性复杂的现实处境的补充吗?

龙应台:我可不歌颂“天真无邪”的,尤其是女性的“天真无邪”。男性主导的社会鼓励女性“天真无邪”、可爱无思想,使得“天真无邪”就像化妆品和高跟鞋一样,变成一种用来吸引男性的技术。这就是流行的“卡哇伊”小女生文化。日文“卡哇伊”是“可爱”的意思。努力可爱,争取男人的喜欢。

我希望年轻的女性有独立的思想、自然的性格、和男性平等的主体意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勇敢而成熟地爱。不,我一点儿也不歌颂“天真无邪”。

2017年8月起,龙应台结束了每两周一次的屏东探母,开始长居小镇潮州,与美君朝夕相处。(王建栋/图)

龙应台在屏东潮州小镇的写作室。写作之余,她会与一只肥猫玩耍。(张皓涵/图)

个人史是不可或缺的血肉真实

南方周末:你认为,儿女对父母的傲慢来自无知和漠不关心,这涉及父辈经历的“大历史”和他们自身的“小历史”。从《目送》到《天长地久》,你对父母的历史书写,与你后来禅修“顿悟”、乡居侍母有着怎样的联系?

龙应台:其实,从《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到今天的《天长地久》,虽然每一本在书写时,都没有系列的念头,但人生本身是一个时间线性的系列,于是当你在书写人生的时候,它自然变成系列。不少读者告诉我,他们二三十岁有孩子时,读《孩子你慢慢来》,孩子变成少年时,读《亲爱的安德烈》,然后自己的父母进入老年,他们开始读《目送》,现在面对“大远行”,要读《天长地久》了。

这几部人生书写仿佛一盏手里提着的灯,在冬夜里照亮一条高低不平的路。每一部的书写,都是我自己在人生那个阶段的体会、观察和反思,是我对“当下”的回应。写《孩子》时,我不可能知道这两个可爱小娃娃十年后会来跟我智性挑战,让我崩溃,二十年后会迫我学习放手,一再目送他们的背影。这些作品,确实前后都伏笔,有交叉,有呼应,那是因为,生命大河的流动中,本身就充满了伏笔、交叉、呼应。

南方周末:从《亲爱的安德烈》《目送》再到《天长地久》,家族史始终是贯穿其中的母题之一,口述和田野调查方式都多有交叉使用,比如对淳安古城的手绘图纸的还原。这种微观的历史叙事,对还原“大历史”的历史真实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龙应台:这很有趣。我希望在大历史的隙缝里找到个人史,好像在一堵古城墙的砖石缝里头找到活生生的野菊花;《天长地久》写的是个人史,所以试图把非常微观的个人史背后那个大历史、全景镜头给呈现出来。

大历史往往是宏伟的,固定的,在人的意识里坚不可摧的,也因此所有的大历史,不见得不真实,但是它一定是一种简化、固化。而微观的个人史单独成不了全景,但却是全景里头不可或缺的血肉真实。我想两者都需要吧,古墙缝隙里头有野菊花,野菊花的花瓣里头爬着一只红色的甲虫,在动。历史是这样的吧。

南方周末:英国社会学家保罗·汤普森认为,微观历史对于代际沟通非常重要,个体的历史记忆可以打捞“沉睡的声音”。对于美君和槐生的故事,你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是否有兴趣倾听?比如安德烈对参加过二战的爷爷的故事有兴趣吗?如果有,他们的关注的焦点又在哪里?

龙应台:他们愿意倾听我说我的父母的历史,也对德国爷爷奶奶的经历很有兴趣。我发现,那种兴趣来自他们对社会、政治、历史的根本好奇。中国为什么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国家是怎么一路走来的?美君和槐生就是他们亲身认识的历史见证人。德国的政治党派是怎么回事?历史的辩论来自哪里?纳粹对今天的德国社会造成什么影响?他们的爷爷奶奶的个人史就是具体而微的二战大历史。最近飞力普还特别去看了1942年左右爷爷从东欧战场上寄出的书信,跟我分享。

南方周末:你的儿子飞力普说,他的朋友们在接近30岁的时候,很多都选择陪伴父母去旅行或度假,而你28岁的时候,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天长地久》突出了“身教”,即“父亲教我以’死’,母亲诲我以‘老’,安德烈和飞力普目睹你们的老和死,同时长期旁观我如何对待逐渐失智的你”。那么“言传”呢?“言传”涉及的父辈“历史”,下一代没有兴趣怎么办?

龙应台:就两代相处而言,“言传”没有“身教”,恐怕传不了吧?如果是一个教师,学生专为了“言传”而去,得了传授就走,那没有问题。但是在家庭教育,二十年的朝夕相处,“言传”没有“身教”的实践,我很难想象会有什么作用。比如说,你可能跟儿女谈孝顺而自身却不善待长辈吗?你可能跟他们谈平等尊重而自己行为暴虐吗?你可能要求他们爱你而你自己根本不懂得爱吗?

父辈的历史,下一代有没有兴趣,也要看你如何跟孩子相处吧。我记得,俄国的1917年十月革命我是在床上跟孩子们躺在一起讲西游记时顺便说的“故事”,那时安德烈不过八九岁,飞力普四五岁,可是听得津津有味啊。

我们的“老”已经迫在眉睫

南方周末:80岁的父亲到处“开车闯祸”,你收缴了他的钥匙和驾照,于是,他基本上再也不出门,“直线下坠,疾速衰老,奔向死亡”,你现在仍然认为这是你最后悔的事情吗?据统计,美国85岁以上的老年司机发生致命车祸的风险比普通司机高三倍以上,也许你做的是对的。

龙应台:那个故事的重点是反省做儿女这一代人的自以为是,以及对上代人的缺乏理解。当时的我认为自己做的是无可置疑的正确的事。但是我没有考虑他那一代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习惯,就是说,他绝不可能如我所说,每天叫出租车到处游山玩水。就是把一百万奉送到他手上,他也不会去花。他的时代涵养,他的历史背景,都不容许他做“浪费”的事。

我后悔没做的是,我完全可以买辆车,雇一个司机,成天就等着载他出门玩耍。这时他会觉得,钱也付了,若是不出去玩,反而就浪费了。重点在于,做儿女的不理解,不深思。拿走了钥匙,也就拿走了他的生命。

南方周末:当你身老甚至像母亲一样不幸“失智”,你对自己的两个孩子有何期待?除了遗产和墓地,你们好像没讨论过这个话题。

龙应台:飞力普笑说,“中国传统不是说,照顾妈妈是长子的责任吗?安德烈,你是老大。”安德烈笑说,“波兰的养老院比较便宜。把你送到那里去吧。”他还说,每个人只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父母亲也只会死一次,所以父亲母亲的死,是独一无二的经验,不是说,你经历过祖父母的死,就“上过课了”。

南方周末:你所认为的“生命教育”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嵌入普通的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中去?生命教育与你所说的“生死课”有何不同?

龙应台:西方很多国家在小学中学里就有宗教课,想政教分离的国家,就把宗教课改为伦理课。伦理课里教的其实就是生命教育。讨论死亡是什么其实就是讨论活着的意义。现在西方也相当重视儿童的哲学课,跟小学生可以讨论笛卡儿的“我思所以我在”,也可以谈庄子的梦见蝴蝶,对于存在,对于生命,对于死亡,对于临终的抉择,对于告别的准备和接纳,完全是可以纳入语文课、公民课、美术课、音乐课的。

7月初我到了维也纳,和飞力普去走“贝多芬小径”,贝多芬曾经每天散步的小路,看见一个墓园。墓园里有一张海报,邀请大家来听一场关于死亡的哲学作品朗诵和音乐演唱。

南方周末:老龄化和临终关怀是个全球性话题,《最好的告别》作者、哈佛医学院教授阿图·葛文德认为,即使在发达国家,老年病医学也被长期忽视,97%的医学生不会选修老年病学课程,这意味着老年人在养老院的生活并不那么美好,尤其在精神方面。你选择陪伴美君终老除了“内疚”“身教”之外,是否有对医院或养老院的照顾方式的不认同?

龙应台:战后婴儿潮,就是我这一代人,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代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又有经济基础的人。我们这一代人踏入初老,才赫然发现“老”这件事,开始讨论怎么办,但是开始讨论时,我们的“老”已经迫在眉睫,有点赶不上需要。先进地方起步比较早,像台湾这样的后起之秀,就明显地,起步嫌晚。老人赡养的政策这十年才开始认真讨论,赡养机构的质量也还参差不齐。真正优良细致的机构照顾,是需要长时间培养的。我们的下一代,就会享受到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在做的努力,但是对于美君这一代人,就有点赶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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