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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月份牌背后的杭稚英:从《琵琶少女》到“稚英画室”

2020-06-18 11:35  澎湃新闻   - 

抗清末民初,上海小校场木版年画逐渐被一种新颖的年历“月份牌”画所取代,嬗变出上海年画史上的新时期。郑曼陀、杭稚英、金雪尘、李慕白等,均是上海知名月份牌画家。其中,杭稚英(1901–1947)堪称民国时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美术家,开创过现代化的广告设计事务所“稚英画室”,向社会呈现了1000多幅作品。
 
论及1930年代的月份牌画代表作,杭稚英的作品是最合适的,无论是《琵琶少女》,还是《机车女郎》,都堪称代表。
 
今年是杭稚英先生诞辰119周年,他笔下那些自信、优雅、风情的现代女性,也已成为研究上海租界文化、城市民俗风情和市民审美情趣等都市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财产。
 
如果我们来给月份牌的历史作一个简单分期的话:周慕桥在20世纪初的可贵尝试应该说是拓荒期,从晚清到民初,他应外国洋行的邀约画了很多月份牌,出陈入新,筚路蓝缕,开创之功实至名归;郑曼陀1913年从杭州到上海,发明用擦笔水彩技法画月份牌,在被揭秘以后更受到几乎一致的效仿,使之成为这一领域内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画法,其对月份牌的基础奠定居功至伟,他是定型期的代表人物;而杭稚英从20年代初涉足月份牌画创作,并创设稚英画室,组织集体创作,开一代之新风,其一生作品,无伦是内容之丰盛,还是数量之繁多,绝无第二人可以相比,他代表了30年代月份牌的鼎盛期,堪称月份牌历史上集大成之人物。
杭稚英绘阴丹士林晴雨牌色布广告画,右侧有女明星陈云裳推荐广告语。
 
(一)商务印书馆七年
 
杭稚英,浙江海宁人。名冠群,取字稚英,别名杭坦,斋名罕阙斋。后以字行。他1901年6月18日出生于海宁盐官镇一个清贫的诗礼之家。
 
杭稚英从小聪颖,深受父亲影响,耳濡目染之下,对许多古诗词和古文名篇都能背诵,而且“自幼爱好绘画,在上学途中常驻足于裱画铺前细心观摩名人字画,目识心记”,十岁时就能仅凭记忆默写原画,被誉为神童。随父亲到上海后,1914年考进了商务印书馆图画部,当上了一名图画练习生。
杭稚英
 
杭稚英在商务印书馆一共待了7年,正好可以“前3后4”来概括。前3年是当学生,学习相关美术的方方面面。当时“商务”方面聘请德籍教师来给他们讲授装饰广告技法,担任国画教学的是水彩画大师徐咏青的高足何逸梅,徐咏青本人则向他们传授素描、色彩和水彩画技法。后来还有“海上四大家”之一的吴待秋教授国画。应该说,“商务”这3年的学习生活是很扎实的,在海宁他学过传统的国画,在“商务”受益最大的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西画技法,包括非常实用的素描功底和水彩画技法,造型、色彩能力也有了质的飞跃,而这方面对杭稚英影响最大的是徐咏青以及他的弟子何逸梅。
 
三年练习生期满,按照规定,学生须为商务印书馆服务四年,杭稚英遂正式入职“商务”,进入下设在上海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口)的营业部工作,主要从事广告装潢和印刷业务。虽然这只是基层的工作,但杭稚英心思缜密,善于揣摩客户的需求,又精通和业务密切相关的美术知识,故工作如鱼得水,开展顺利,上司和客户都非常满意。对杭稚英来说,在“商务”七年,不但学到了很多专业美术知识和技法,更结交了徐咏青、何逸梅、金雪尘、金梅生等一批师友,而且熟悉了广告业务从创作到印刷的生产流程,认识了一大批客户,这些都是他日后独立门户,展翅高飞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商务”七年,成为了杭稚英人生起步的一个出色平台。
杭稚英绘《霸王别姬》(原稿)
 
(二)自立门户,独树画帜
 
杭稚英何时辞别“商务”,自立门户?从时间上推算应该是1921年。虽然目前尚不能肯定杭稚英最初创作月份牌的具体时间,但其在“商务”时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并且颇受好评,这是可以确认的;而且,也正因为此,才说得上羽翼渐丰,才有可能为不受掣肘而自立门户。
杭稚英绘《红楼梦之刘姥姥进大观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画
杭稚英20年代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绘广告画
 
到1921年杭稚英向“商务”提出辞职时,他在月份牌界的名望和实力,已经可以跻身一流而无愧了。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佐证:1921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和英美烟公司竞争,也为了酬答顾客,特请沪上十二名家各绘一画,钩心斗角,各尽其妙,印成类似挂历的《十二名画集》,凡积存十枝装大长城香烟壳四十个,即可换赠一本《十二名画集》。参加绘制这套画集的有徐咏青(《云水沉沉夏亦寒》)、丁云先(《枝上柳绵吹又少》)、郑曼陀(《斜倚熏炉坐到明》)、丁悚(《三月三日天气新》)、张光宇(《调急遥怜玉指寒》)、谢之光(《玉为风骨雪为衣》)、周柏生(《湖上微风入槛凉》)、尊我(《红裙忌煞石榴花》)、杨清磐(《沉香亭北倚栏杆》)、但杜宇(《霜落秋山黄叶深》)、潘达微(《已凉天气未凉时》)等等,几乎把当时的月份牌画名家一网打尽。杭稚英以崭露头角的新秀身份也得以入选这一豪华阵列,他绘制的是一幅题为《新花低发上林枝》的作品,跻身众名家阵营而毫不逊色,当年曾有人撰文描述杭稚英的这幅作品,使我们能依稀得以了解杭画的大致内容:“一佳丽,衣褪领衫子,革履似雪,短裳围腰,玉腕握网球拍,河畔小立,幽思方深,衬托得宜,设色尤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这一商业创意引起轰动,时论誉之为“空前绝后之美术品”。虽然这套《十二名画集》历经百年,目前尚未发现,我们仍然无法观赏,但这是有具体时间、确切名称的杭稚英早期作品,对研究其早期艺术活动堪称文献确凿,弥足珍贵。
杭稚英自立门户在闸北鼎元里开设画室后部分成员合影,左起:李慕白、王祥文、王松塘、宋允中、李仲青,摄于1930年代初。
 
(三)月份牌创作的“背后”
 
在杭稚英刚涉足月份牌月领域时,这一行最走俏、最受欢迎的画家是郑曼陀。郑曼陀的美人画被时论誉为是有着迷人魅力的“活美人”。
 
当时大家都猜不透郑曼陀绘制月份牌用的是什么方法,杭稚英也再三寻思,却始终无法解谜。他曾虚心向郑曼陀请教,事关独家之秘和全家生活,郑曼陀自然不肯轻易揭谜,只是含糊回答,一再敷衍。最终,一个偶然机会让杭稚英看出了端倪,经过反复试验,终于破解奥秘。难能可贵的是,杭稚英并未将破解之秘再度封藏起来,而是公之于众,让大家分享,体现了他为人大度,不拘泥于点滴之秉性。对于这段经历,郑曼陀的外孙女和杭稚英的儿子在几十年后都有文章叙述,这里且节录援引于下。必须说明的是,身份不同,看问题的角度自然有异,结论也当然各不相同,这也完全正常。从我们局外人看来,这正是当年伴随着工商业繁荣发展而来的月份牌界激烈竞争之实况,有益于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理解月份牌创作的背后一面:
 
外公是擦笔炭精粉画第一人,也是擦笔水彩画第一人,他画的广告画、月份牌用的就是擦笔水彩画法,在当年颇受广告界推崇和老百姓的喜爱。当时除了外公,没有人会用这种画法作画。他画画儿有专门的房间,关起门来不让别人看。有人想跟他学画,他也不教,甚至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叶浅予先生想拜他为师,也被他拒之门外。那个年代“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父”,我想外公之所以如此,是激烈的生存竞争使然,却落下了一个傲慢无礼的评价。事实果然如此,有些人专门模仿他的画法,倾心研究总能看出破绽,那些人学会了擦笔水彩画的技巧,组成工作室,以工业生产的方式流水作业,比他画得快,比他画得多,比他画得时尚,比他画的画价格便宜,最终挤垮了当时以此为生的外公。——(根据清华大学陈瑞林教授提供蒋燕燕《我的外公郑曼陀》)
杭稚英绘 杏花楼1939年月份牌
 
杭稚英刚刚琢磨擦笔水彩月份牌的画法时,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比他早采用此法的画家郑曼陀是怎样作画的,几次三番请教,对方总是避而不谈。后来自己琢磨出是用炭精粉代替墨色渲染这一窍门后,又对技法进行改进,用原本修补照相底版和印刷制版的喷笔来调整画面色调,表现色彩的细腻过渡,使画面虚实有致,主次分明。一时间,同行们对此倾羡不已,凡是登门请教的,杭稚英都会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自己所用技法,并且当场示范,直至对方弄懂学会。为什么他不怕泄露天机,除了对自身实力的自信之外,他更懂得,好的技法只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掌握,才能创造出月份牌画的新天地。而且,新的技法会层出不穷、不断创造,如果墨守某一种技法,势必学不进其他新的技法,就会被淘汰出局。
 
(四)与时俱进,创立“杭派”
 
1921年辞别“商务”后,杭稚英开始以一个独立画家的身份立世。这一时期,他为刊物画漫画,绘封面,做装帧,还担任了《社会之花》杂志的绘图主任,从1924年起,连续两年画了近20幅封面;当然他也画月份牌。
 
从20年代末起,尤其是整个30年代,杭稚英风格的“杭派”系列作品,已经成为月份牌领域内特色鲜明,数量丰盛,最受市民和商家欢迎的一个品牌,其原因就是他的作品没有停留在民国初年,而是与时俱进,引领了当时的时代风尚。
 
笔者一直以为,如果要选择几幅月份牌来作为不同时期的代表,那么,周慕桥的《民国万岁》和徐咏青的《时报十周年纪念》可以代表20世纪的最初十年,它们都创作于1913年;郑曼陀的《梅边倩影图》和胡伯翔的《秋水伊人》可以代表20年代,前者作于1921年,后者创作于1929年;而30年代的代表作,杭稚英的作品是最合适的,如果挑选,那么《琵琶少女》和《机车女郎》似乎比较有代表性。
杭稚英《琵琶少女》1930年代
 
《琵琶少女》画面非常简单:一位少女在湖边弹奏琵琶,一身通体红色的旗袍,洋溢着喜气,身后的绿叶红花和远处具有民族风格的楼台亭阁,点明了季节和场地;最让人感到莫名惬意的是少女的表情,温婉柔美地甜甜一笑,就把少女的最美展露无遗,微微露齿的双唇弧线,若隐若现的浅浅酒涡,仅仅显出三分之一的耳郭隐藏在乌黑美发之中,一切恰到好处,一切尽在不言处。此景此情,似乎只有《诗·卫风·硕人》中赞美女子的千古名句才能形容:“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是30年代最具有民族风的中国少女!
杭稚英《机车女郎》
 
如果说杭稚英的这幅《琵琶少女》展示的是静态的少女美,那么,他的《机车女郎》则尽显动态,充满活力。相比“琵琶少女”,“机车女郎”的开场亮相就是她的一头烫发,简单明了,直观时尚;而她身后一远一近的两座高楼,更是默默地展示了现代化的城市背景,可谓不着一言,尽显风流。相比于女郎的娇小身材,她胯下大马力摩托的霸气体量更抓人眼球。世界公认的摩托发明者是德国的“汽车之父”特利布·戴姆勒,1885年,他制成用单缸风式汽油机驱动的三轮摩托车,同年8月29日他获得了这一发明专利。与德国摩托车相映生辉的是美国摩托车,1907年,哈雷-戴维森公司制造出了第一台V型双缸发动机,它能为摩托车提供更大的动力,旋即风靡世界。摩托何时传入中国?《机车女郎》中的摩托又是什么品牌?笔者并不想考证,于本文也并不重要,虽然,画中的摩托和30年代的哈雷摩托(比如1934年款及1938年款)非常相似。在《机车女郎》中摩托其实只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着大城市,代表着现代化,代表着动态,代表着发展。而将女郎和摩托结合在一起,更利于显示柔与刚、静与动、暖色与冷色、娇小与庞大、美丽与野蛮的视觉对比效果,造成所谓“美女与野兽”的戏剧性。喜欢好莱坞影片的杭稚英对这些艺术规律并不陌生。
杭稚英《双考而夫》
 
杭稚英的《双考而夫》可能是更具有现代性的作品。考而夫即高尔夫的谐音,是当年的译音。“高尔夫”是荷兰文kolf的音译,意思是“在绿地和新鲜氧气中的美好生活”。这从高尔夫球的英文单词GOLF即可以看出来:G—绿色(green);O—氧气(oxygen);L—阳光(light);F—友谊(friendship)。毋庸讳言,高尔夫运动是一项非常小众的贵族运动,在30年代更其如此,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高尔夫这个词绝对是陌生的,也没有任何比赛可以观看。就这个意义来说,杭稚英的《双考而夫》更具有象征意义,它不对应实物,也不推销运动本身,它更像是在介绍一种国际体育运动,或者说是在光大一种生活理念,给社会营造一种对幸福的憧憬氛围。李欧梵在他的著作中认为:二三十年代的广告几乎都可以看作是“上海现代生活的物质消费指南”。这种“消费指南”当然并不仅仅只限于“物质”,更是综合的、文化的,它们塑造着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格调和形象,引领着社会对流行、时尚和新潮的好奇和追求,吸引着大众对未来生活始终抱有想象和愿景。它们对市民是一种抚慰,对社会更是是一种平衡,一种润滑。
 
像《双考而夫》这类作品,更像是推广某种理念的招贴画,杭稚英笔下的这类作品还有《跑马厅女郎》《集体婚礼》等。这些作品有一个特点,即都有同景照片,也即这些月份牌大致是根据照片再改画的。杭鸣时晚年曾回忆:“上海王开照相馆出了一本老上海婚纱照的书,里面有各种各样及中西合璧的结婚照片。有蒋介石、宋美龄的,有杜月笙和他夫人的,还有很多新人的集体结婚照,包括我父母的3张婚纱照……我父亲曾经画过一张集体结婚的月份牌画,就是根据这家照相馆的集体婚纱照照片改画的。”
杭稚英绘《骑自行车的少女》广告画
 
杭稚英平时很注意搜集各种资料,稚英画室内长期订阅有“《LIFE》杂志、《幸福》杂志,还有《VOGUE》时装杂志,英国的《地理》《环球》《美术生活》等”,就像个小型图书馆。他还很注意到生活中去观察,经常去百货商店看女性顾客的穿着打扮,留意布料上印染的是大花还是小花,旗袍流行的是高领还是低领,理发店又流行什么发型等等,不放过任何有用的细节。笔者在采访杭鸣时先生时,就在杭稚英遗物中发现有徐来等明星的照片,想必这也是他当年绘画的参考物。正应如此,故这类作品时代性很强,细节非常逼真,也因此成为日后人们怀旧的最好载体。同时,这些作品画面的主题形象和商家宣传的商品,大致没有什么联系,给人以相隔的感觉,这就像胡伯翔所绘那些山水画月份牌一样,属于商业性最弱的作品,但对社会大众而言,则是潜移默化进行文化熏陶的最好的作品。
 
(五)稚英画室
 
杭稚英的作品之所以能成为月份牌领域内特色鲜明,数量丰盛,最受市民和商家欢迎的一个品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很早就未雨绸缪,精心打造了一个作品过硬又效率很高的创作团队,并且始终精心维护,牢牢地把大家团结在一起,视才用人,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心悦口服。
杭稚英《马场女郎》
 
杭稚英1921年离开“商务”出来单干,一个人很辛苦,非常忙碌。1925年,他说服金雪尘和自己合作,迈开了组建团队的第一步。1928年,杭稚英的海宁同乡李慕白(1913-1991)也来到稚英画室学习,他刻苦发奋,画技不断进步,尤以人物画见长,很快成为杭稚英最得意的学生。杭稚英曾送他去白鹅画会进修,又让他娶了自己的小姨子。这样,在1930年前后,杭、金、李这“稚英画室”的三人组成员正式确立,而且,一个是杭稚英的师弟,一个是杭稚英的嫡传弟子加连襟,关系非常牢靠;从特长来说,杭稚英视野开阔,人脉深厚,且有着十余年的绘画资历,总抓全局并主管月份牌内容的构思策划。金雪尘擅长山水风景,主绘作品的背景。李慕白年轻,精力充沛,又擅画人物,就承担最吃重的人物部分。作品最后再由杭稚英修改定稿。三人知根知底,画风接近,分工合理,可谓得心应手,自然力半功倍。
 
这种合作模式的成功,使杭稚英有了更大的信心,随之便有更多的人员加入。据研究者统计,稚英画室的成员先后共有20人左右,他们是:杭稚英、金雪尘、李慕白、何逸梅、王文彦、王松堂、宋允中、李仲青、杜少英、凌旦复、吴信孚、汤时芳、王维德、孟慕颐、杨万里、魏家楣、吴哲夫、善缘禄、张宇清等,加上管理及负责后勤的杭卓英、王萝绥,以及长大后开始涉足画室业务的杭鸣时,总计在20-25人。
约1939年,稚英画室的同仁去普陀山旅游,在海滩上留下观音像合影,左起:金雪尘、吴信孚、凌旦复、宋允中、杭少英、李慕白、王文彦、杭稚英。
 
进入30年代,“稚英”款的月份牌画在人物形象、背景装饰、色彩特点、装裱形制以及画面整体效果等方面都已树立起了独特的风格,步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杭稚英的名声如日中天。这一切,既和他科学规划,知人善任有关,也得益于他对作品认真负责,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
 
“稚英画室”运作模式的成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报酬方式的科学透明,公平合理,取信于人在前,收得人心在后,而这和杭稚英的个人魅力是分不开的。杭稚英秉性善良,为人厚道,他在画室中采取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按件计酬,这是最符合月份牌领域工时和艺术相结合之特点的。像何逸梅1941年从香港落难上海,杭稚英不但把他一家接来稚英画室居住,还尽量安排一些活单独给何,让他能多挣钱养活一家。金雪尘和李慕白是画室里最具艺术水准的两位,他们负责画技术含量最高的月份牌,杭稚英就按他们承担的工作量,按件给出最高的工酬。
 
从记载来看,稚英画室当时是采取按比例分成的方法来支付报酬的,杭鸣时当时还只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少年(1948年,17岁),第一次加入稚英画室,做些边边角角的活,应该就是画些边框、背景之类的活,拿到的报酬是100元钱,应该很高了。按此计算,金、李二人拿的钱肯定更多,在当时完全应该是高收入人群了。也正因如此,1947年杭稚英不幸患病,突然辞世,他的两个主要合作伙伴,金雪尘和李慕白,不但没有离开单干,而且留在杭家继续绘制的作品,仍一律署名“稚英”,并正式打出了“稚英画室”的招牌,以帮助杭家度过这突如其来的难关。金、李二位为人善良感恩,从中可见一斑,但也因此可以想象,没有杭稚英平时的多加关照,待若家人,自然也不会有金、李两位后来的这感人一幕。
 
杭稚英病逝后报上这段对其为人的描述正可印证这一切:“其为人也,具侠肠,重然诺,急人所急,舍己施人,凡亲戚孤寡无依者,瞻之无吝色;与朋友交,财货不苟,信誓不失,御下常宽厚,无疾言厉色。盖馆之日,亲友掩泣失声,数以百计,下至舆台走卒,亦多垂泪叹息者,此君之至诚感人者深矣。”
 
(六)《木兰还乡图》
 
杭稚英秉性坚贞,待人忠良,他不但画技出众,组织有方,而且,在民族大义上他更头脑清醒,绝不糊涂,无论是在抗战初期的“孤岛”期间,还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成为沦陷区时,他都坚守信念,忠心爱国,情愿搁笔罢画,也绝不落水当汉奸。1940年,他参与创作绘制《木兰还乡图》就是鲜明一例。
 
“木兰从军”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杭稚英、谢之光等十一位画家绘制《木兰还乡图》月份牌,是在上海沦为“孤岛” 的敏感时期。1937年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历时三个月。11月12日我国军队全面撤退,日寇占领了除上海市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南、法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这样,上海市区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就成了被日寇占领包围的“孤岛”。1939年2月,欧阳予倩编剧的影片《木兰从军》在“孤岛”上海公映,盛况空前。上海月份牌界众画家正是受此启发,共同努力,创作了这幅《木兰还乡图》。
杭稚英、谢之光等十一位画家绘月份牌《木兰还乡图》(1940年)
 
该画由杭稚英的挚友郑梅清发起并设计,著名画家郑午昌特为此图题跋:“此图系海上十大艺人精心妙手所合绘,制作精美,用意深长,洵为当代美术画片之杰构。庚辰郑午昌”题跋中“用意深长”四字恰如点睛之笔,把众画家们在国难期间合作此画的良苦用心点了出来。
 
绘制《木兰还乡图》的11位画家是:设计郑梅清,起稿周柏生,木兰杭稚英,双亲吴志厂,木兰姊谢之光,木兰弟金肇芳,孩童金梅生,副将元度李慕白,双马戈湘岚,护兵田清泉,布景杨俊生。画家们不但在画上一一签上自己的名字,甚至每人都钤盖了自己的印章,以表郑重之意。这幅画,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月份牌画的一个奇迹,是月份牌画家们以自己的专业特长指涉时政、参与社会运动的著名例子,也是杭稚英等人在“孤岛”这一特殊时期的一次勇敢亮相!这幅画后来遭到日军的禁毁,故存世极为罕见。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侵入租界,整个上海至此彻底成为沦陷区。
 
上海沦陷后,严峻的考验很快就降临在杭稚英面前,杭鸣时晚年回忆:“记得我11岁那年,有一个全身戎装、斜挎军刀、个子矮矮的日本军人,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耀武扬威地来到我家,把手中拿的200两黄金,放在桌上,要求我父亲画一幅手持电话机的美女像,背景是真如电台,上面还要画上一条‘大东亚共荣圈’的大标语,而且把照片资料都拿来了。父亲心里明白,如果接受这份业务,就等于为日本帝国主义宣传他们的侵略口号,这就使自己无异于汉奸了。我亲眼看到父亲当时就拼命咳嗽,他本来就有支气管炎,在猛咳之下,居然咳出了血。他指着带血的手帕对日本人说:‘我有病,手也发抖,现在不能画画’。”
 
杭稚英面对侵略者的威逼利诱,有勇有谋,智退日军这一幕,和梅兰芳抗日期间蓄须明志,打针以发烧,拒绝日军登台演出的行为如出一辙,值得载入史册。但当时停止画室业务后,却使整个稚英画室的经济陷入窘迫,不得不以举债度日,直到抗战结束;杭鸣时也由以前锦衣玉食的少爷生活至一度食不果腹,他对这段艰难时期的生活记忆犹新:“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最艰苦的时期,母亲去排队买户口米,到火车站去收面粉、苞米、地瓜,那时候大部分好米都被日本人拿去做军用了,户口米是不够吃的。母亲省吃俭用维持这么大一个家庭确实非常不容易。”
杭稚英绘上海市民在市府举行集体婚礼广告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民族企业重新开业,社会生产全面恢复,稚英画室也终于如沐春风,重获生机,一时间业务大增。杭稚英抓住良机,带领大家日夜奋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将多年所欠债务全部还清。1947年9月,他携家人到杭州故地重游,也许是因长时间的紧张心情放松后更易感到疲劳,在杭州所拍的那张家人合影中,我们已经能感受他的满脸疲惫,这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张照片。回沪后没多久,杭稚英就因积劳成疾,于9月17日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其时,他刚跨进人生的第47个年头。
1947年8月下旬,杭稚英全家去杭州旅行休假,9月5日返沪后杭稚英即觉不适,9月17日因突发脑溢血去世。这是杭稚英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杭稚英1913年从海宁到上海,翌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学习,7年时间练就了扎实的美术基础,结识了广泛的人脉资源。1921年他辞别“商务”,独立门户,倾心于月份牌广告画的事业,至1947年他英年早逝,除去上海沦陷后的4年,在22年时间里,他打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广告设计事务所——稚英画室,开创了一个令人钦佩的月份牌王国,向社会呈现了1000幅以上的精美作品,堪称民国时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美术家。今天,以稚英画室作品为代表的月份牌画,已成为海派文化最形象的象征符号,杭稚英笔下那些自信、优雅、风情的现代女性,也已成为研究上海租界文化、城市民俗风情和市民审美情趣等都市文化不可或缺的宝贵财产,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杭稚英的魅力和影响还将持续下去。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原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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