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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麦青|徜徉于“三吴墨妙”内外

2021-05-28 13:20  澎湃新闻   - 

“三吴墨妙”特展目前正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展出。该展共展出93件(套)书法、绘画作品,试图呈现以吴门为中心的明代江南书法的发展历程。
 
展览中颇多珍品之作,如作为书法史上“吴门四家”之首的祝允明,此次大展及图录中,共有六件作品,数量不少,卷轴册页、信札小品皆备,且多精佳。其中那幅《梦游莺花洞天记》楷书大轴,尤令人瞩目。展览现场 摄影:卢绍庆

展览现场 摄影:卢绍庆

在藏家和相关学者辛勤搜求、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的准备酝酿,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白谦慎教授为学术顾问、薛龙春教授精心策展的“三吴墨妙”大展,终于拉开帷幕。而在薛先生主编的同名图录前,有其题为“明代江南的文人与书法”的长文专论,开篇便揭出此次大展的学术目的和意义,以及相关延伸的地域概念:
 
作为书法史上第一个地域流派,吴门书派的成长、兴衰与归于沉寂,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兴趣,除了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及其追随者,流派的生成,它的运作机制、效应以及弊端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对此作出恰当的解释,不仅可以对十六世纪的江南书法有更深刻的认识,对于理解此后的书法史生态——各种地域流派的潜扬沉浮——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虽以吴门书派所在的苏州为论述中心,但涉及的区域则包括江南的松江、常州、嘉兴,乃至南京、扬州、宁波等地。
 
接着,又从“启示与酝酿:自明初宋克(1327—1387)至沈周(1427—1509)、吴宽(1436—1504)”、“吴门四家:鼎盛时期的祝允明、文徵明、王宠、陈淳”、“天下书法归吾吴:文徵明影响下的吴门书法”,以及“周边的挑战:十六世纪后期临近地区的书家如丰坊、詹景凤、董其昌等”这四个贯穿相连的方面,结合展品,以其扎实的文献史料功底和长年的书法艺术素养,从艺术史研究的视角出发,不仅全面客观地梳理了明代吴门书法由兴起发展到全盛辉煌,又如何面临危机、渐生变化这一重要过程的主要脉络,更通过一系列相关书家及其作品的探讨解读,勾勒并凸显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文化以及社会、经济等诸多背景,从而又让一件件作为出品展陈的珍贵文物,活化成学术研究的难得资料。
 
如薛先生文中述及:“吴门书派也酝酿于成化、弘治年间,此时的徐有贞(1407—1472)、刘珏(1410—1472)、沈周、李应祯(1431—1453)、吴宽、王鏊等人颇具书才。他们中有几位是朝廷的高官,对地方的影响力可想而知。”此处所谓对地方有影响力的高官,大概主要指先后位至台辅阁臣的徐有贞、吴宽、王鏊。据清初钱谦益专辑明代文坛诗家史料的《列朝诗集小传》所载,徐有贞武功:“诗文取通达,不屑为雕章饰句。晚遭摒废,放情弦管泉石之间,好作长短句,以抒写其抑塞激昂感慨,有辛稼轩、刘改之之风。草书奇逸,自负入神,登山临水,酾酒悲歌,笔墨淋漓,流传纸贵。至今吴下推风流儒雅,亦必以武功为领袖云。”吴尚书宽:“学有根柢,言无枝叶。最好苏学,字亦酷似长公,而其诗深厚醲郁,自成一家。少壮好学,老而靡笃……风流弘长,沾丏闾里,迄今未艾。”王少傅鏊:“弘治间,文体舂容,士习醇厚,端人正士,如金钟大镛之在东序,而中吴二公为之眉目,何其盛也……文章以修洁为工,规模韩、王,颇有矩法;诗不专法唐,于北宋似梅圣俞,于南宋似范致能,峭直疎放,于先正格律之外,自成一家。”可知其当年多以自身地位学养、乃至年辈人望等,主持吴中风雅,流风所及,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修身行事,皆影响深远。徐有贞《水龙吟词轴》

徐有贞《水龙吟词轴》

此次展品中的徐有贞草书自作《水龙吟词》大轴,即是其退官返乡不久,与相继致仕归里的祝颢、刘珏诸友同游灵岩,吟咏抒怀后趁兴挥洒、特赠“石田(沈周)亲家”的精品巨制,《石田先生诗钞》中曾有述及,明人俞弁所著《逸老堂诗话》更在记述徐氏游灵岩赋此词时,称“此词脍炙人口,盛传于世”。图录中并有龙德俊先生据林霄、李会军两位先生各撰的相关文章改写而成的解读文字,可助品赏。若从现场展挂的原件一眼望去,那随兴流荡的点画书写、一泻而下的通篇体势,又让人对其畅述胸臆、慷慨心声的词作内容,有了更加生动形象的视觉直观;而当年诸老登高联唱、引领风雅的场景,也许由此能给人以更加丰富的想象,并得与史传文字,印证互观。
 
展品中还有几件内容题材类似的小品,也可一并为说。如王鏊的《秋晚白莲诗》扇页,不仅行草洒脱、气韵可观,更有一段相关故实,似颇可助谈资。前揭《逸老堂诗话》卷下有记曰:
 
弘治乙丑,王文恪公济之丁内忧,郡守林公世远延文恪修郡志。时馆于西城书院,庭中有白莲一盆池,秋晚一朵忽开,文恪有诗,云:“埋盆若个便为池,玉蘤亭亭有一枝。不似格高知者少,奈因开晚谢还迟。庭前晓日自相媚,江上秋风空尔为。我欲举杯同此赏,天高露下月明知。”吴中缙绅能诗者和之甚众,勍敌殊罕,惟枝山祝希哲诗云:“宾馆秋光聚曲池,玉杯承露阁凉枝。孤寒未必宜真赏,开布何须怨较迟。长恨六郎殊不肖,徒闻十丈亦何为。徐摇白羽开新韵,想对薇花独坐时。”时枝山翁亦预纂修郡志,故前云云,为字险韵,句句帖题,文恪独加称赏。
 
乙丑为弘治十八年(1505),因知王鏊此诗当作于该年。而当时所修郡志,即刊行于次年(正德元年,1506)的《正德姑苏志》,该志同修附名者七人:杜启、浦应祥、祝允明、蔡羽、文徵明、朱存理、邢参,皆吴中文学之士,王鏊既主其事,志馆中得闲吟唱,和者甚众,则其一时风雅盟主,似可想见。文徵明《甫田集》(四卷本)中,亦有《奉和守溪先生秋晚白莲之作》。至于祝允明和王鏊,关系尤非寻常,早在弘治五年(1492),祝氏就因主考王鏊赏识,乡试高中,明人陆粲《祝先生墓志铭》中述其事稍生动,曰:“岁壬子,举于乡,故相王文恪公主试事,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不谬知人也。”
 
在中举前一届乡试之期的弘治二年(1489),到南京为准备应试而借住岳父李应祯处的祝允明,因一场突发而又持续颇久的疾病,最终竟连考试都未能参加,据《祝氏集略》中祝氏自记,自该年七月中始感不适,至八月三日发作,遂返回苏州就医,历五十日方愈。而就在此期间的九月二十日,恰逢吴中名士周庚(原已)下葬,尚在病中的祝允明尽管不能前往尽礼,但还是特赋题为《哭周院判原已(己酉九月二十日赋。是日公还玄宅,予以疾不能送之)》的诗作:“雅道凄凉后,何情当此悲。斯人不易产,中寿岂难期。鹏兆将无验,鸡年竟莫支。心曾周晚末,目不瞑严慈。地有颜渊代,天无伯道知。负公兹一饯,西望涕洟垂。”据光绪《苏州府志》卷七十九“人物六”,“周庚字原已,初名京。家世业医,而庚喜读书,工古文辞……成化中以名医征,辞不获,勉强赴京。简入御药房,寻授御医,迁南京太医院判,卒。庚为人清慎文雅,状貌瞿然。虽为医官,而业文不废。其诗沉郁腴丰,有奇气。尤善行楷,然皆不苟作。”则此际也以力倡古文辞并擅书艺而声名渐起的祝允明,对周氏这样的同好乡贤有所追悼,也合常情,然大病未愈仍勉力赋诗,似又非同一般。而此次大展中一件吴宽致王鏊的手札,又透出了其中更多的消息,据图录中陈文波先生的解读文字介绍:
 
弘治二年(1489)二月二十三日,吴宽的表甥、南京太医院院判周庚(字原已)病逝于南京,于是吴宽广邀其生前师友为他撰写祭文,王鏊在受邀之列。周庚于当年九月二十日下葬,在此前不久,吴宽写下了这封信,并准备好了用于书写祭文的卷轴,托人一同寄给王鏊,叮嘱他尽快着手写作,同时还请王鏊转告周庚生前的部分朋友,希望他们也能在葬期前准备好祭文或礼物。为周庚而写的祭文今存三篇,分别为吴宽《祭周原已文》、李东阳《祭周原已院判文》和储巏《祭周原已文》,其中储巏一文是应李应祯请托而写,而吴宽请王鏊撰写的祭文不见传世,王鏊只有一首题为《哭原已次匏庵韵》的悼诗流传至今。吴宽《致王鏊札》

吴宽《致王鏊札》

并进一步指出:“应吴宽之邀为周庚撰写祭文,对于参与者来说,或可看作一次特殊的‘纸上雅集’——以同题写作这一与往常雅集相似的形式来寄托共同的情怀——对故人的追思,同时也一如既往地表达对这个雅集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祝允明内、外二祖祝颢、徐有贞,妇翁李应祯,皆吴中名流,且均与吴宽、王鏊以及刘珏、沈周等交好雅善,多有往还;祝氏本人虽年方三十,但也已经和同辈中名士都穆、文徵明、唐寅等一起,崭露头角,故其追随前辈,应该早已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梦游莺花洞天记》祝允明

《梦游莺花洞天记》祝允明

作为书法史上“吴门四家”之首的祝允明,此次大展及图录中,共有六件作品,数量不少,卷轴册页、信札小品皆备,且多精佳。其中那幅《梦游莺花洞天记》楷书大轴,尤令人瞩目。此为弘治壬戌(十五年,1502)七月,四十三岁的祝允明到南京时,“因寓宿于故人大金吾一江令公之第”,遂为主人作此长篇赋文并精楷书成,文辞华美,笔墨遒丽,高大气派。据图录中高明一先生的解读文字介绍,“一江公”名叫黄琳,少祝允明十岁,是当时皇帝派驻南京的锦衣卫统领,其伯父黄赐,曾任司礼监,父亲黄靖庵(名不可考)任禁军,皆为权势显赫的中贵。故高先生最后指出:“祝允明在半月间绞尽才华,极用典之能事制作赋文来迎奉黄琳,除其收藏来自御府且以宋人书法为多,是祝氏学习宝库外,黄琳显赫的背景,或是弘治五年(1492)始中举人的祝允明的终南捷径吧。”因忆将近三十年前,笔者为拙著《祝允明年谱》出版之际所作的序言中,曾写下过这样的想法:
 
世传希哲为人“简易佚荡,不拘礼法”,“傲睨当时,轶出尘埃”。本谱在考明其身世遭遇、一生经历的基础上,比较注重对此的考察和研究。通过其早年五应乡举、七试礼部,以求功名;中岁坚拒友人劝试甲科,但仍从谒选得官,出仕州县;一直到晚年弃官归田,纵情酒色、放浪山水这一系列事实,展现其个人性格和生活态度形成、发展的全部过程。同时,由其一方面鄙视科举空疏,力倡古文辞,一方面却规劝友人唐寅研习科举程文,以取科第高名;一方面放情诗酒声色,一方面却自叹“卜居怜屈子,说剑忆庄生”等情形,反映其内心思想的矛盾复杂。并通过其痛斥理学空疏、礼法虚伪,又深懼文人以笔、舌罹祸等文字,探求其放浪形骸、愤世嫉俗的原因所在。这些,对全面、真实地了解和理解祝允明其人其事,或许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梦游莺花洞天记》(局部)祝允明

《梦游莺花洞天记》(局部)祝允明

而祝允明与黄琳这样的中贵权宦及其家族的交往,恰是一个极有意思、又很值得关注的个例,惜囿于当时的条件学识,仅据相关著录,在弘治十五年(1502)谱文中系录了谱主为贺黄璋夫妇生辰而撰书《偕美赋》一事,且不详黄璋生平事略,更不知其即为黄琳仲兄。而系于同年的《一江赋》,亦仅知为上海博物馆所藏祝氏书迹,也因无缘获睹,未明是为黄琳而作,均属憾事。不过,在日后的读书中,又曾于清人王应奎(1680——1757)的《柳南随笔》内,看到过这样一则记载:
 
祝枝山作《梦游莺花洞天记》,有行书手录本最佳,向藏吴郡某氏。康熙乙巳,吴逆三桂遣人持数千金至吴收古书画器物,遂以三百金购此本去。时吾邑顾翁雪坡(文渊)适在郡,用双钩摹出。余从雪坡之侄文宁(士荣)见之,卷首有白文“南溪草堂”印,卷末有朱文“希哲”印,亦雪坡所摹也。闻吴逆之使满载所收以归,渡江舟覆,此真本为龙伯取去,无复在人间矣。
 
如今面对实物,回味之下,更知展品珍稀,故虽多感慨,仍庆幸眼福。
 
“三吴墨妙”,不仅是书法、人物、地域、流派,还有史迹、细节、场景、事件;这样的展览,既示范着书法史、乃至艺术史的研究思路,更拓宽了学术文化、社会历史等诸多领域的探索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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