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东非国家埃塞俄比亚，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有超过1亿居民，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内陆国家。1982年到1985年，非洲出现有记载以来最严重的干旱，1984年非洲大饥荒爆发，世界银行报告称，100万埃塞俄比亚人因此而死亡。1985年，为赈灾做宣传的神曲“We Are The World”（天下一家）诞生并广为传唱，国际民间开始向非洲大量捐助，但迄今为止，干旱和饥荒问题仍在困扰这个国家。 天灾之外，人祸不断。埃塞俄比亚还是一个拥有80多个民族的国家，种族问题突出。1991年之后担任埃塞总理的梅莱斯·泽纳维，通过将民族联邦化的方式承认各民族权利，使得紧张的民族矛盾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他自己所属的提格雷族在该国的总人口并不高，占据主要人口比例的阿姆哈拉族与奥罗莫族一直对提格雷人长期掌权极为不满，形成了新的民族矛盾。梅莱斯2012年病逝后，新的民族矛盾彻底爆发，5年多的权力拉锯后，提格雷人基本上被排挤出中央政权。2018年现任总理阿比上台后，对提格雷族采取更加激进的态度。 2020年11月，提格雷地方拒绝中央政府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后，政府军攻占该州军事基地及首府。冲突持续两年，联合国称，这场冲突导致提格雷地区数千人死亡，并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提格雷地区540万人中的90%以上都迫切需要粮食援助。 张海律，前南方系媒体人，旅行作家、影评人，现正在非洲背包壮游。在15天的埃塞俄比亚之行后，他感叹道，“这个唯一从未被殖民过的非洲国家，虽然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遗迹，但很遗憾，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旅游国家。无论是拥有地质奇景和宗教文化的北部，还是动物和部落多样化的南部，都难以有稳定的时间和价格。会导致游客因为觉得随时都在被坑，而带着负面乃至对抗情绪，难有愉快的旅行体验。”
今年是全球最有影响力慈善金曲“We Are The World”（天下一家）发行40周年。这首由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纳尔·里奇共同谱写、昆西·琼斯制作、美国歌坛45位巨星联合演唱的名曲，售出超2000万张实体唱片，为1983年到1985年期间的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筹措了超6300万美元善款。
“40年过去了，在干旱、营养不良的危机面前，美国彻底削减了对外援助。”供职于无国界医生的魏保珠在埃塞俄比亚出差时向我感慨道。
美联社报道称，埃塞俄比亚人口超过1.25亿，是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援助的最大受益者，2023财年获得18亿美元援助。英国《卫报》则报道称，2024年，近1600万埃塞俄比亚人依赖捐赠的粮食，一半儿童营养不良，因为该国正应对气候变化冲击和内乱。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是最大的粮食捐助方，通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天主教救济服务等非政府组织提供粮食。
在烈日下跳舞的孩子们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一间简陋的早餐店外，布满泥泞的烂路，往东通往混杂着逼仄贫民窟的Shola市场，往西挨着交错各家NGO办公楼的使馆区。穿着破衣烂衫的孩子们偶尔会围上来，并不开口要钱，只是好奇跟着。
刚从这个最不发达国家西边甘贝拉项目点回来的魏保珠告诉我，“那边南苏丹难民营的孩子也一样，会围着我，不要钱不要糖果，但会想要我给他们照相。如果你不拍，他们也不会生气，但是你拍了，他们就笑得特别灿烂。不过我们走访项目点、记录工作有个原则：不管拍谁，都要征求他人同意，要是拍孩子，还必须征得家长同意。”我不得不抓紧时间拍工作用到的图片，之后有几分钟余地，大喊一声：拍照时间！给孩子们拍了两张集体照，他们兴奋地看着相机上小小的屏幕。
两天后，我和这位好友都飞去了东部的阿法尔州。她去探访当地针对营养不良问题的医疗设施，2022年底提格雷战争消停后，大量人群流离失所，涌入生活条件艰苦的阿法尔，面对的是当地原本已经严峻的缺水缺粮现实，和居高不下的营养不良比例。作为医疗组织，无国界医生全年无休，24小时应对营养不良危机。病人们往往要跋涉1小时，夸张的得8小时，搭乘当地公共交通，来到项目点接受免费的医疗服务。
而我则前往该州北部的达纳基尔沙漠（Danakil Depression）。这片有着瑰丽盐湖和活跃火山的13.7万平方公里洼地，大部分区域位于海平面以下100米左右，是地球上全年平均气温最高的地方。六月初的下午，气温常常超过45摄氏度，尘土飞扬的土路上，却时不时出现一些光脚孩子，在滚烫的地面上，迎着缓慢行驶的车辆跳舞。
向导摇下车窗，甩出几瓶喝剩下的一升装矿泉水。相比施舍给他们很难用上的钞票，解渴且干净的矿泉水，或许才是最好的救济。当然，长期生活在此，让这些孩子无论是耐渴还是耐热能力都远超我们，能在乞讨后，继续迎着高温、踩着烫脚的火山沉积石，走回好几公里外由干草铺成的家。
“在非洲旅行，千万不要有圣母心。”无论是斥重金参加游猎的游客还是两三个月起步的穷游背包客，都会这么说。等到了第一晚席地而睡的露营地Dallol，迅速有一个光着屁股也光着双脚的男孩跟上我，一直小声说着“hello, hello, hello”。我决定给他点什么，想了好久，从包里掏出一张画着长发小女孩的明信片。那是几天前在多哈转机时，我从一间当代艺术画廊里免费拿走的。不给钱不给糖果甚至不给水，而是一张毫无用处的明信片，这合适吗？可是这个小男孩立即认真看着明信片，安静地走开了，显然是心满意足的。临时结伴的新朋友宽慰我，“这也许才是最好的礼物呢，可能他回家后，拿棍子在沙子上临摹，从此走出洼地，成了一名沙漠艺术家。”
顺手给出的明信片，远远算不上“We Are The World”里歌唱的“There's a choice we're making”（我们正在做的选择）。1985年这首金曲因通俗易唱的词曲而迅速传播开后，这句歌词也遭到了批评。一位记者指出，不断重复的“There's a choice we're making”，实在像极了百事可乐标志性的广告语“The choice of a new generation”（新一代的选择），想到词曲作者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内尔·里奇，恰恰就是百事可乐签约代言人，这绝无可能只是巧合。40多位大牌歌星跟着免费替百事可乐、而并非为忍受着饥荒的埃塞尔比亚人民歌唱。
我也相信，阿法尔荒漠中，这些在高温中被迫将自己磨练成了耐渴骆驼的孩子，根本不会知道40年前，有这么多有着钞能力的国际巨星，曾为他们歌唱。
这首神曲最终筹集到超过6300万美元的善款，随后被妥善地转给在埃塞俄比亚工作的相关组织，用于食物和水的采购与分发、包括疫苗在内的基础医疗援助、卡车和直升机的物流支持，以及针对当地的农耕培训和水源建设等。更重要的是，让西方主流社会首次大规模地将目光投向非洲的人道灾难。
1983年到1985年的这场由严重干旱和内战（德尔格政权对提格雷游击队的镇压）导致的埃塞俄比亚大饥荒，影响到全国775万人（约占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估算死亡人数在30万到120万之间。
提格雷的战争孤儿，不在歌词里
几天后，我们从阿法尔州洼地到提格雷州高原，途经或停留的城镇，依然有大量乞讨街童。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官网上写着：截至2025年，埃塞俄比亚已有约1020万人（包括300多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处于严重食物不安全状态，5岁以下儿童中约55%出现营养不良。其中提格雷地区被定义为“极度食物不安全”，2020年到2022年殃及周边的提格雷内战，导致埃塞俄比亚北部约有15万到20万人饿死。相比1983-1985年的大饥荒，最近这场同样由干旱和内战导致的饥荒，虽然受灾人口规模更大，但在较为完善的国际援助和公共健康体系下，死亡率低了很多。当然，我身处的内战后重灾区提格雷，并没有公开数据。
抵达提格雷州最北部、古老的帝国首都阿克苏姆，恰逢埃塞俄比亚正教五旬节首日。作为全城精神核心的圣玛丽修道院内外，挤满了虔诚的信徒。向导一面随时比画着十字亲吻着圣像，一面告诉我，“斋戒又开始了，我们普通信众一年得斋戒180天，神职人员则要252天。虽然要求一天只吃一顿，且禁食肉类，但普通人也没必要完全跟着这么做。”
“一面是严重的饥荒问题，一面又是严苛的斋戒纪律。这好让人费解啊！”我纳闷道。
“我也不知道北部饥民还会不会跟着斋戒。”向导回答不了我的疑问。
我按着街上的路牌指引，独自走去一家名为PLAN International Ethiopia（国际培幼会）的办公楼。这是一个致力于促进儿童权益以及保障女童平等机会的人道主义组织。没有事先预约就登门拜访，特别不符合机构办事流程。工作人员虽然客气地接待了我，但也不便展开多说。只介绍了他们的基础工作——帮助内战中失去父母和家园的孤儿，尽可能保障他们的基础食物和基本教育，保护儿童远离人口贩卖和性剥削等等。
无国界医生朋友去西部甘贝拉难民营，见到的是逃离南苏丹内战的灾民；而提格雷战争的受灾者，则大规模涌入苏丹境内。鉴于内陆国埃塞俄比亚迫切需要从厄立特里亚国土上获得一个出海口，提格雷与厄立特里亚同宗同源的历史关系，以及不同势力间不断结盟又叛变的不稳定关系，在永不安定的萨赫勒地带（撒哈拉沙漠与苏丹草原的过渡地带），或许和平只是例外，战争才是规则。人群总在不断地逃离战火，努力为维持基本生命而觅食。
培幼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主要在帮助提格雷的孤儿。“因为内战，父母逃去了苏丹，孤儿尤其女童就得面临被绑架和性剥削贩卖的风险。”根据美联社在2023年八九月份援引医疗中心病例的报道，有至少 128 起性暴力事件发生在2022年11月和平协议签署后，有超过10000名妇女和女孩作为性暴力的幸存者，曾经寻求治疗。
“然而，特朗普上台后，来自美国的援助彻底停了，这让我们很难继续开展工作。”不方便让我录音的工作人员遗憾地说道。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签署第14169号行政命令，立即暂停包括对埃塞俄比亚在内的大多数美国政府对外发展援助，为期90天，进行全面审查。1月24日，USAID的所有计划停止。
不过，甚至在USAID冻结援助之前，埃塞俄比亚的各机构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金缺口：去年，他们只收到了所需32亿美元援助的29%。WFP已经将近80万难民的粮食配给削减了40%。尽管紧急粮食援助和军事支援被美国列为“危机豁免”，但由于USAID支付系统瘫痪，对埃塞俄比亚——这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的粮食、药品、运力等援助依旧“断流”。
“幸好也还有其他一些机构的支持。”由于没办法录音，我没能记住那么些有着复杂名字或缩写的机构名称。不过网络检索一番后，看到了WF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无国界医生（MSF）、欧洲公民保护与人道救援总署（ECHO）的名字。
我离开时，留意到这间机构的大门上还挂着USAID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牌子。楼外来了一群衣衫褴褛的孩童，一路跟着念叨着“Money, Money, Money”。
音乐还能拯救什么？
无论饥荒灾情如何，世界上恐怕不会再诞生一首趋近于“We Are The World”那样的歌曲。毕竟每天国际新闻的头条已经五花八门了：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伊冲突、特朗普脸色、地球变暖......世界已无暇顾及埃塞俄比亚新一轮的残酷内战和饥荒。而疫情后的经济压力，也使音乐圈大型慈善项目大规模减少。再有就是“选择援助谁”，在全球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娱乐明星不得不避免卷入复杂局势，不要惹怒任何一方粉丝或国际社群。
回到首都，我继续去城中文化地标Fendika文化俱乐部看演出。这个由埃塞俄比亚著名编舞家Melaku Belay创办的机构，努力保证着每天晚上都上演本土爵士乐以及北方游吟歌舞Azmari。原先的场地被市政府征用，变成了G7大厦，幸好凯悦酒店暂时收留了这个有理想的艺术家和他的Fendika。来自一些基金会的资助，让Melaku能够给这里的乐手和舞者每月发工资，打破以往只能跳到顾客身边、艰难赚小费的传统。
演出间隙，我主动上前找Melaku攀谈，提到“We Are The World”40周年以及我在北部的所见所感。
“实在很无奈，但我自己在创作一首类似的新歌，也希望和全球巡演时相熟的一些艺术家们合作，大概会11月份出来吧。”Melaku虽然了不起，但这个世界早已不是迈克尔·杰克逊所期许的“天下一家”了。
“We are the world, we are the children. We are the ones who make a brighter day, so let's start giving.（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是我们创造了更美好的一天，所以让我们开始给予吧。）”重听起来，像是一个难以落实的迷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