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批准由总理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领导的新一届内阁名单。此前，立陶宛议会于6月30日批准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
自2024年大选后至今，立陶宛已相继出现金陶塔斯·帕卢茨卡斯、因加·鲁吉尼埃内和辛克维丘斯三任总理。究其原因，执政联盟各党派始终难以缓和矛盾，极右翼势力的“爆冲”意味着“为了多数而多数”的执政策略注定失败。
从不同角度看，辛克维丘斯继任、执政联盟政党改组是前两次失败后寻求“最优方案”的必然结果。同一时间立政坛的权力博弈也影响着该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今年以来立政府看似软化的对华态度。然而基于同样的逻辑，新政府短期内改善双边关系、推动中立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并不高。
九个月后，“各得其所”
自2024年10月议会选举获胜、社会民主党（社民党，LSDP）重返执政以来，该党领衔的联合政府还没有一个总理能挺过一个完整任期，与此前16年四位总理稳定任满四年形成鲜明对比。6月23日宣布辞职的时任总理鲁吉尼埃内仅执政九个月，而她的下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直接原因无疑是执政联盟内部难以弥合的结构性矛盾。两年前大选，社民党虽然大胜保守派老对手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TS-LKD），以52个议席重夺议会第一大党，但仍不在总计141席的议会中占多数。为了组建稳定的多数政府，社民党势必要与其它政党合作，而要不要、如何与异军突起的议会第三大党涅曼黎明党（PPNA）合作就成了绕不开的争议点。
涅曼黎明党意识形态光谱独特（财政和公共福利领域中左、社会文化领域右翼），该党创始人和领导人雷米吉尤斯·热迈泰蒂斯尤其以极端反犹主义的言论而著称。因此当社民党邀请涅曼黎明党组阁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引发哗然，不仅立30个非政府组织发公开信反对，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本·卡丁、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夏埃尔·罗特、以色列使馆也发声谴责。
为了平衡现实组阁需要和外界压力，中左翼的社民党、“为了立陶宛”民主联盟（民主联盟，DSVL）虽然与“形左实右”的涅曼黎明党组建执政联盟，但涅曼黎明党无人入阁任职。即便如此，民主联盟与涅曼黎明党的内在矛盾愈发不可兼容。待到去年7月底时任总理金陶塔斯·帕卢茨卡斯因贪腐、不当交易、财务欺诈等丑闻遭到调查、被迫辞去总理和社民党主席职务，表明与涅曼黎明党势不两立的民主联盟顺势退出联合政府。
继任的鲁吉尼埃内政府虽然凭借农民与绿党联盟（LVŽS）和波兰人选举运动-基督教家庭联盟（LLRA-KŠS）的加入保住了多数执政，但议席总数下滑，放大了涅曼黎明党的权重分量，后者不仅分得内阁一杯羹、获取部长职务，并自恃有资本“畅所欲言”、表现愈发激进、甚至就政府政策与社民党唱反调。
去年12月，热迈泰蒂斯因为针对犹太人群体的仇恨言论、贬低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而被首都维尔纽斯的法院定罪。在他提出上诉后，社民党暂时将涅曼黎明党留在执政联盟内部。此后随着立陶宛与白俄罗斯边境无人机摩擦升温，双方在国防政策上的分歧激化，今年5月涅曼黎明党甚至在议会投票反对政府在立白边境地区新建军事训练场的计划。
忍无可忍的社民党认定热迈泰蒂斯和涅曼黎明党是联合政府的阻碍，于今年6月6日表决将其逐出执政团队。涅曼黎明党被驱逐既是导火索，又放大了鲁吉尼埃内的致命硬伤。仅正式执政271天后，外界（包括执政联盟）确信她缺乏必要的领导能力，无法驾驭复杂的政治局势、遏止持续的政治动荡。
对于鲁吉尼埃内，一方面立分析人士和公众认可她在关键时刻接过重任的勇气和施政成绩，比如提高养老金、社会福利以及教师、医生、公务人员的薪水，并出于“恐俄”安全焦虑将今年国防预算GDP占比历史性地提高至5.38%；另一方面她短暂任期内争议过于高频：国防部长和文化部长任命与更换，立白边境领空摩擦，能源危机、燃料高价，5月底国家房地产登记中心大规模数据外泄，家属随官方代表团公费参加冬奥会、违反总理履职规定……
更进一步说，鲁吉尼埃内成为总理本就有些意外、在社民党内部都不能服众，从一开始就有“过渡”的性质。
她在2024年参选成为议员后才开启从政生涯，本就是政坛新手，并不符合社民党传统的总理人选标准。只是恰逢去年帕卢茨卡斯辞职、执政联盟动荡的特殊情况，没有背景、缺乏派系根基的鲁吉尼埃内反而具备了难得的“中立”优势，加之曾任立工会联合会主席、社会保障和劳工部长的背景又匹配社民党的传统形象与政策重点，因而成为各派势力和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暂时接受的“共识人选”。
相比之下，新任总理辛克维丘斯早就是更符合条件的最优人选。帕卢茨卡斯下台后，他就接任社民党主席至今，做过经济部长、累计担任家乡约纳瓦市长10年，兼具内阁和地方行政经验，作风谨慎稳健，政治分量更重。之所以没有在去年站出来继任总理，是因为那时关于他滥用职权、伪造文件、公款私用的司法定罪刚被法院“平反”、恢复了担任公职的资格，“后遗症”尚未消退，也没做好冲击高位的准备。
经过九个月的时间磨砺，社民党终究与不合适的执政盟友分道扬镳、迎回民主联盟、重组联合政府，鲁吉尼埃内卸下了难以驾驭的总理重任、回归最熟悉的社会保障和劳工部长，走出司法漩涡的执政党主席顺理成章领导政府。立陶宛6月政府风波，其实是“各得其所”的必然。
新政府尚未准备好改善对华关系
近年来立陶宛政坛引发关注的一大因素就是中立双边关系的变数。鲁吉尼埃内在今年2月称立陶宛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是战略错误，将此举形容为“跳到火车面前、结果付出代价”，此后称该代表处可重新以“台北”命名。同时总统瑙塞达表示双边关系正常化“需要双方的善意”。
到了立总理更迭、政府重组的6月，该国政坛又放出更多“缓和对华关系”的信息。最重磅的莫过于瑙塞达释放的“最后通牒”，即外交部长凯斯图蒂斯·布德里斯的未来取决于两个领域的进展——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履行对台湾地区的“承诺”。
辛克维丘斯获准担任总理后，7月1日立议会外交委员会举行闭门会议，研究“中立关系正常化双边谈判的当前信息”，承认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不考虑所谓“台湾代表处”的问题。辛克维丘斯则表示，未来对华关系走向有多种场景，预计将于今年秋天做出决定。立国家广播电视台（LRT）指出，随着政府内部变化，维尔纽斯正更加积极地重新考虑中立关系问题。
中立关系能否改善显然取决于立方会拿出怎样的行动。而要判断这一点，关键在于理解立政府是将改善对华关系视为政策目标，还是当作服务于国内短期政治需要的手段。纵观中立关系变化的周期，可见立国内政坛格局的变化是影响其对华政策和双边关系的首要、直接因素。
公开资料显示，自1991年立陶宛独立、中立建交后，2015年、2016年访华的立陶宛时任总理布特克维丘斯，以及2018年访华的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都出自立中左翼政府（前两次为社民党、第三次为农民与绿色联盟党）时期。2020年大选后，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回归执政，一年前在总统大选中败给瑙塞达的因格丽达·希莫尼特成为总理（2024年瑙塞达再次在总统大选战胜希莫尼特），这个右翼保守派政府旋即政策转向。
2021年11月，希莫尼特政府批准台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中方宣布与立陶宛双边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这是立执政党时任主席兼外长加布里埃柳斯·兰茨贝尔吉斯坚持所谓“价值观外交”、任性而为的产物。
当时这项政策招致瑙塞达和社民党等一众在野党的反对，立外交部当年底组织的民调显示只有13%的民众支持兰茨贝尔吉斯的对华政策，反对者高达60%。因此2024年政党轮替、社民党重返执政时就已提出“外交纠偏”、中立关系正常化。
不过在联合政府的权力分配逻辑下，外长由瑙塞达的亲信幕僚、同为无党籍的布德里斯出任。当时瑙塞达并无意愿以切实行动改善双边关系，不在社民党内的布德里斯自然没有动力积极行动。
社民党与党外盟友不同调，意味着立政府无法统一行动、尽快迈出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鲁吉尼埃内之所以在今年初首次公开表态，是因为帕卢茨卡斯和她领导的政府历经丑闻，社民党民调支持率被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反超，一度拉大至五个百分点，急需找到扭转形势的突破口。鉴于约三分之二的立民众反对干预中国内政，改善对华关系无疑是鲁吉尼埃内谋取政绩、强化自身政治地位的一张牌。
然而瑙塞达的态度更有保留，布德里斯和外交部也“按兵不动”。鲁吉尼埃内下台后，近期对华关系议题再次提上日程，恐怕仍离不开总理更替、内阁改组、权力再洗牌的逻辑。
立陶宛两年三换总理、政府频繁洗牌，实质是权力斗争的延续，就连其对华政策的调门变化亦不例外。中方对于中立关系始终秉持开放的态度，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上月底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
如今，立陶宛新内阁出炉，能否重建政府的公信力是考验社民党和执政联盟的关键。考虑到立主流民意反对干预中国内政、不认同政府当前对华政策，新总理如何处理中立关系同样是一个风向标。
（胡毓堃，国际政治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