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的确出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新作。美国史家谭旋（Timothy Tackett）延续其一贯扎实稳健的研究风格，《荣耀与悲情：大革命时代一位巴黎人的革命旅程》是一部精致的微观史作品（The Glory and the Sorrow: A Parisian and His World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叶树彬译，译林出版社即出）。英国史家琼斯（Colin Jones）尝试全新的史学写作，《罗伯斯庇尔的倒台：革命巴黎的一天》重新采纳极为传统的编年史——准确地说，是编“时”史——风格（The Fall of Robespierre: 24 Hours in Revolutionary Paris，暂定名，蔡琦译，译林出版社即出）。去年，法国大革命史家、索邦大学荣休教授、法国大革命研究所前任所长马丹（Jean-Clément Martin）推出的《1789年7月大恐慌》，对我而言，更有吸引力。不仅因为此书涉及大恐慌这一经典议题，更因其背后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
马丹称，乔治·勒费弗尔为写作《1789年大恐慌》留下的档案笔记一直存放在索邦大学法国大革命研究所（此机构现已裁撤）的档案柜里，一万多页，大多写在信封或剪报等废纸空白处，字母小如苍蝇的脚印（pattes de mouche，马丹，新书讲座）。他大约从2008年开始整理和阅读这些材料，结果发现，勒费弗尔“在阅读、记录史料与最终在著作中使用的史料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一些本应至关重要的内容被搁置不用，某些事实则以难以解释的方式被突出强调”（Micah Alpaugh, Pascal Bastien, Robert H. Blackman, Hervé Leuwers, Jean-Clément Martin, Guillaume Mazeau, “S’interroger sur 1789，”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o. 240, tome 2, 2025, pp. 173-198）。这一发现给了马丹灵感，决定重新研究大恐慌。
这项研究前后持续了十年。马丹称，他最终决定出版此书的目的有以下几个。首先，避免“心怀恶意的人”利用这些材料来攻击勒费弗尔或歪曲历史，他决定亲自处理这些材料，“当我们遇到脓肿时，就必须清除它”（马丹，新书讲座）。其次，他想借助这批材料，重新进入历史学家的工作坊，“在不进行论战”的前提下，讨论勒费弗尔的研究方法，引导读者思考历史书写的复杂性。最后，他想借这个机会，重新研究大恐慌，将那些仍被史家放置在历史布景背面（envers du décor）的历史人物拉回前台，展现大恐慌中被忽略的真实状态（《1789年7月大恐慌》，引言）。
可见，《1789年7月大恐慌》至少有三个值得一读的角度。首先，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说，它是利用史家留下的档案文献，对其史学研究工作的重审。这非常吸引人。更何况这里的主角是乔治·勒费弗尔这样一位几乎毫无瑕疵的历史学家。即便像弗朗索瓦·弗雷这样不友善的批评者，也承认“在勒费弗尔这里，科学精神能更好地控制政治激情与偏狭理路”（弗雷，词条“学院派大革命史学”，《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第五卷，商务印书馆，2023年，105页）。其次，从法国大革命研究史的角度看，这是对乔治·勒费弗尔于1935年所确立的大恐慌命题的重审。要知道，《1789年大恐慌》不仅“是对法国大革命时期大众心理和集体情感最卓越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还构成了革命四阶段（即贵族革命、有产阶级革命、市民革命与农民革命）的关键一环。所以，我想，但凡对法国大革命有兴趣的人，都不容易克制阅读此书的冲动。而对我这样一位“勒费弗尔信徒”而言，吸引力自然更强。
在这篇书评中，我不打算写史学史问题，只想讨论马丹有关革命大恐慌研究以及他如何具体使用勒费弗尔未用或误用的档案，反驳他对大恐慌的解释，进而讨论马丹为什么这么做。我认为，马丹写作此书绝非仅为了反驳勒费弗尔，而是要推进他对革命的整体判断。马丹对大革命的看法，在他此前的多部论著中，如《暴力与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Violence et Révolution : essai sur la naissance d’un mythe national，2006）、《罗伯斯庇尔：制造凶恶之人）（Robespierre : la fabrication d’un monstre，2016）、《恐怖统治：真相与神话》（La Terreur: vérités et légendes，2017）、《记忆中的旺代：1800—2018》（La Vendée de la Mémoire 1800-2018，2019）、《1793年1月21日处决国王：身处革命与共和之间的法国》（L’Exécution du roi, 21 janvier 1793: la France entre République et Révolution，2021）已有显现。马丹作为法国大革命研究传统阵营的代表、法国大革命研究所的前所长，肩负与修正派论战的重任，尽管现今革命修正派后继乏人，但马丹的反攻势头并未削弱。但问题在于，马丹出招非常奇特，可谓独树一帜，导致他已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一条否认法国大革命“革命性”的道路。《1789年7月大恐慌》可谓是这一立场的集中体现。
这本书篇幅不长，四百来页，考察的时段是1789年7月至8月初，但篇章非常多，除去引言与结论，共七十节，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围绕七月革命，第二部分讲述1789年春天以后巴黎与外省的民众骚乱，以7月中下旬骚乱为主。第三部分切入主题，分析大恐慌，仅十节。第四部分处理大恐慌的学术史。
在正式讨论马丹如何重审大恐慌之前，先讨论该书前两部分的写作。这两部分并没有提供任何新材料，但篇章结构和叙事方式很独特。我认为，这一风格透露了马丹对法国大革命的定位。先用几个读者熟悉的例子来说明。
无论在传统派还是修正派中，全国三级会议更名为国民议会（6月17日），因其构成了主权转移，都被视为关键转折。多伊尔视之为革命起源叙事的终点，林·亨特视之为革命起点，依据便在此。但在马丹笔下，6月17日呈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在第十七节“意想不到的断裂”开头，他写道：
6月17日，在犹疑与激情的交替、宏大宣言与激烈争论的往复之中，第三等级在吸引了一部分神甫，继而又争取到少数贵族之后，自认为已具备充分的合法性，通过一项法令自称为“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
马丹认为，这一事件不过是由此“意想不到的断裂”（ruptures inattendues）。为何“意想不到”？因为最终定名为“国民议会”，乃是与会代表在毫无共识与争执不休之后的选择。且众多名人——如西耶斯——的提案纷纷被否，最终通过的提案来自一名名不见经传且始终有保王倾向的代表。为何是“断裂”，而非转折？因为马丹在这一节中反复强调，更名后带来的并不是权威转移，而是混乱加剧。议会代表不仅清楚他们没有任何行政权，而且他们对民众诉求一直保持审慎态度，不愿卷入骚乱之中。
马丹对另两个大事件的叙述也同传统的叙事方式有所不同。比如他认为网球场宣誓实则是一次“迫不得已的激进化”（radicalisation involontaire，第四节），其推动力与其说是来自代表的主观意图，不如说源于国王的失策。宣誓的代表不久后便分道扬镳。马丹不无讥讽地说道，“以至于画家大卫原本打算创作一幅再现这一事件的绘画，却只能来得及完成若干准备性的素描，始终未能完成作品。然而，我们的国家记忆却依然不知疲倦地沉溺于这些未竟的草图之中”。再如攻占巴士底狱，马丹不仅将这一事件置于巴黎各处税卡被焚所象征的骚乱中，削弱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同时，他借助炮弹炸断狱门吊桥锁链这一细节，强调攻陷过程中的诸多偶然性，另外还引用了当时出版的一份匿名小册子，突显该事件象征意义远大于其历史分量：
当一个民族摧毁了一座他们从未被关押过的监狱，却任由那座每天用来关押他们的监狱（译按：指比塞特尔监狱）继续存在时，这是一次“失误”（bévue）；而向他们保证从这场胜利中获益良多（译按：指事后国民议会设立“巴士底狱攻陷者”[vainqueurs de la Bastille]头衔，并予以奖励），则是一种“不当之举”（impertinence）。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以上例子，实在是因为此书的叙事方式确实不同寻常。一般来说，1789年夏天的革命史叙事基本遵循一条线索清晰的事件逻辑：由全国三级会议的选举（3-5月）与召开（5月5日）起步，经由6月17日更名为国民议会，并在6月20日的网球场宣誓中得到确认，随后于7月9日正式转化为国民制宪会议，最终以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作为这一阶段的高潮与象征性节点。但是，《1789年7月大恐慌》则完全打破了这套逻辑，不仅将那些标志性事件深嵌在整体无序与混乱中，而且似乎有意将巴黎事件与外省局势杂糅在一起讲述，如巴黎税卡被焚与里昂骚乱并置，7月14日时间引起了震荡与普瓦西当局请求议会镇压当地叛乱并置。此类叙事方式有效解构了巴黎的中心地位，打断了那些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所勾连起来的线性叙事，烘托了身处其中的议会的孤立（第二十一节标题）与无能（第二十三节标题）。在马丹笔下，国民议会之所以显得孤立，是因为它并非主动引领革命，而是被持续升级且不可控的危机推上政治前台；与此同时，它既试图与王权及王党势力切割，又始终拒绝与街头民众结盟，激进派的多项主张屡屡遭到否决。国民议会由此呈现为一个被动应对、进退失据，而非能够对事件进程加以统摄的政治主体。
不仅如此，马丹甚至让那些著名的革命者也淹没在民众叛乱的洪流中。他多次强调，勒费弗尔笔下的民众代表不了真正的民众，那只是被共和派史家理想化了的民众。他宣称，要把“另一个巴黎‘人民’（autre ‘peuple’ parisien），即不幸之人、不满者、走私贩以及暴力之徒推到历史前台”（引言）。于是，在熟悉的1789年革命舞台上，我们看到了：为了壮胆，喝下掺了火药粉的威士忌的厨子德思诺（Desnot），因好奇，凑近看了几眼被殴打的洛讷侯爵（巴士底狱总督），却被侯爵踢了下体，遂用恰好随身携带的黑柄折刀将侯爵斩首（第十二节）。我们还看到了，为搜寻武器以求自保，一群学生冲进圣热内维夫修道院，一无所获，最后冲进酒窖，“喝得烂醉，倒在地上”（第九节）。通过大量罗列和枚举类似的人物与事件，马丹达成了一种极具颠覆性的叙事效果，不仅极大模糊了那些经典叙事中革命者的面貌，也质疑了他们驾驭革命局势的能力，并证明1789年的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没有革命者的革命”（第十四节），不仅因为“革命”一词尚未定型，更因为参与者无非都是街头暴民、无赖、酒鬼，各有各的动机，实为饥饿、恐惧与私欲所驱使。在他看来，1789年民众的行为与圣巴托洛缪屠杀时候（第八、二十三节）、与1714年的骚乱以及与1775年的面粉战争（第三十二节），甚至与“1624至1709年席卷法国的大规模叛乱”（第三十九节）都没有本质区别。
除了上述叙事策略，马丹在章节安排上同样颇费心思。全书各节篇幅大致相当，通常不超过三页。他正是借助这种高度切分、节奏均匀的结构，来处理1789年夏天这一时间极短、事件却异常密集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书写方式中，这段历史被呈现为一个缺乏高潮、缺乏清晰转折，也缺乏核心主角的过程：每一节都像是一次短暂的切入，提供的只是有限的视角和局部的叙述。马丹将这些彼此独立，却又相互毗邻的叙述单元并置起来，使读者看到的不是一条清晰推进的革命进程，而是一个混乱而去中心化的夏天。读者能够感受到革命正在发生，却难以辨认其主导者，也无法预判其走向；革命似乎无处不在，却又没有明确的方向可循。
正是通过这种在时空上的碎片化处理、对革命角色的去英雄化，以及对事件推动力的偶然化书写，马丹系统性地拆解了革命史叙事中常见的“大事件序列”。当事件不再被组织为一条通向必然结果的链条，革命也就失去了其被赋予的神圣光环。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众多革命史家之中，马丹对泰纳表现出尤为明显的兴趣。在第二节，他即引述《当代法国的起源》中的段落，用以呈现1789年春季以来不断蔓延的“血腥混战”景象。一位革命史研究传统学派的代表史家竟对右派史家给予如此频繁的关注——全书共引用泰纳达二十次——无疑构成了一种颇具深意的现象。但是，这并非难以理解的反常之举。因为，当马丹将那些他所谓迄今为止依旧隐藏在幕后的“另一个巴黎‘人民’”邀请到台前之时，他笔下的民众与泰纳所讥讽的“嗜血且好色的猿猴”（singe sanguinaire et lubrique）相去不远。马丹由此引出了他对1789年革命的定位：这本质上不是一个特殊时刻，更不是神圣时刻，它更像是法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政治失序状态中的一次变奏，而非通向新世界的必然开端：
在这里，寻找“革命已经启动”（Révolution est en marche）的证据是徒劳的，1789年7月首先，且最重要体现的是中央权力的削弱。这种情形在此前已多次出现过：无论是十七世纪中叶投石党运动，还是1714年前后路易十四去世、（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抑或1775年面粉战争期间，皆是如此。同样，也不应如某种史学倾向所主张的那样，将这些现象理解为尚未成熟的民众（populations immatures）所表现出来的准政治行为（manifestations proto-politiques）。恰恰相反，这些行动是一些具有自我意识的共同体所实施的（即德语所谓的共同体[Gemeinschäfte]），意在维持自身的团结、传统与身份。若要认识这一事实，则需搁置我们自身的价值判断。（第三十二节）
上述分析至为关键。因为，正是这种刻意维持与渲染的混乱无序，显露了马丹叙事策略的真正指向。1789年夏天呈现为一个权力真空的时刻：事件彼此叠加却不汇聚，行动频繁发生却缺乏统一方向，暴力四散而不构成明确的政治进程。而正是借助这种背景的刻画，马丹希望动摇乔治·勒费弗尔在1935年确立的有关大恐慌的核心解释。
在《1789年大恐慌》中，勒费弗尔基本上将大恐慌看成一个具有内在秩序、推进方向相对清晰且整体上较为和平的历史现象。其成因既包括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因素，如粮食短缺与歉收，也包含1789年的政治触发条件，例如三级会议久议无果所引发的失望情绪，以及贵族阴谋论在这一背景下的迅速传播与相互强化。在这一解释中，巴黎始终居于核心位置：7月14日的事件被视为关键起点，恐慌随后经由若干外省“消息中枢”——如克利松附近、曼恩、克莱蒙、圣弗洛朗坦、隆勒索涅等地——层层扩散，最终波及全国，呈现出一种自中心向边缘推进的传播模式。马丹则展现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场景。全书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解构勒费弗尔的解释。第三部分基于经验研究和分析勒费弗尔遗留的档案笔记，指出其解释框架的具体问题。第四部分则是学术史考察，审视勒费弗尔如何将一个产生于特定政治学术语境且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一个看似中立的概念。
按理说，第三部分应当是全书的核心所在，但实际读起来却令人失望。马丹没有用任何档案，只是依赖大量的二手研究，便从多个方面对勒费弗尔的解释展开“围攻”。这场“围攻”颇为密集，实则意义不大。因为，援引地方特殊性批评勒费弗尔所勾勒的传播路线以及特定策源地，既不是难事，意义也不大。与其总结这些批评，我倒觉得，不如理解马丹如此批评的意图。实际上，这部分沿袭了第一、二部分一以贯之的叙事倾向。正如前几章试图弱化1789年7月革命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一样，马丹在重审大恐慌时，仍旧沿用一种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将大恐慌描绘为一场由“恐慌、谣言和混杂暴动（insurrections mêlées）”（第三十一节）交织而成的局势。其用意，并不在于重构一个有逻辑的解释框架，而在于将这一特殊历史时刻重置于权力真空下。1789年夏天的大恐慌，并未构成一种本质上独特的历史现象，而是与法国历史上其他权威失效时期反复出现的局面并无二致。这也解释了马丹为何更强调大恐慌的血腥场面，而非其塑造民族团结、瓦解封建秩序的作用。
在这一章中，原本最令人期待的是马丹能够具体展现勒费弗尔到底弃用或误用了哪些材料。然而，仔细通读全章后却发现，马丹提供的证据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分量并不充分，难以证明勒费弗尔在史料取舍上存在明显个人倾向。现将《1789年7月大恐慌》中所涉及被勒费弗尔弃用且与其解释相悖的材料整理如下：
关于昂古莱姆（Angoulême）和拜涅－圣拉德贡德（Baignes-Sainte-Radegonde）两地的情况：勒费弗尔抄录了当地税务官员波利安（Paulian）一封长信。该信显示，当地的恐慌始于7月27日，这与他本人设定的传播路径相矛盾，这个材料被弃之不用。（第四十节）
关于帕尔特奈（Parthenay）与尼奥尔（Niort）两地的情况，马丹指出勒费弗尔阅读过制宪会议搜查委员会（Comité des recherches）关于帕尔特奈暴力和尼奥尔暴动的报告，但在书中声称尼奥尔幸免于难，忽略了当地针对“富人”的仇恨。（第三十七节）
关于蒙迪迪耶（Montdidier）的情况：马丹认为勒费弗尔读过《蒙迪迪耶史》（Histoire de Montdidier），该书第一卷提到了大恐慌期间当地民众以领主作为领头，并高呼“领主万岁”，但因与等级对立以及第三等级自我意识觉醒的解释相悖，弃之不用。（第四十七节）
关于隆瑞莫（Longjumeau）地区的情况：勒费弗尔记录了当地民兵拦下一名“骑马疾驰而来的黑人”，或许考虑到有种族排外，这条材料弃之未用。（第四十七节）
关于科恩中尉（lieutenant Conen）的证词：勒费弗尔抄录了这位年轻军官关于旅人仅因“身为绅士”就遭杀害的信件，这些关于无差别暴力的材料在正式出版时被淡化。（第二十六节）
相比之下，全书第四部分最引人入胜。马丹转向学术史考察，梳理了十九世纪以来史家如何书写1789年夏天的动荡。他指出，“大恐慌”一词诞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即奥拉尔（Alphonse Aulard）于1885年担任索邦大学首位法国大革命史讲席后，为捍卫革命的共和传统，与右派史家泰纳展开论战之际。在此之前，几乎无人关注这一时期。1887年，奥拉尔化名“桑托纳克斯”（Santhonax，以纪念国民公会代表，革命时期第一位废奴主义立法者莱热—费利西泰·桑托纳克斯（Léger-Félicité Sonthonax，1763-1813），在激进共和派报纸《正义报》（La Justice）发表了一篇文章。自此以后，“大恐慌”正式进入革命研究视野。为反驳泰纳，奥拉尔“发明”了一个具有积极历史意义的“大恐慌”：强调国民议会与巴黎的核心作用，弱化暴力，烘托民众自卫行为的积极后果。在奥拉尔看来，这一积极后果主要表现为“法兰西农村的革命性市镇化（municipalisation révolutionnaire）”，并赋予7月14日的巴黎行动以全国性的政治意义。奥拉尔的解释是典型“议会派”史学的代表，在当时受到包括继续污名化人民的保守派史家，以及肯定暴力革命积极性的激进派史家（包括奥拉尔的两位弟子，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和社会主义者马蒂厄）的批评，因此并未成为学界共识。马丹同时梳理了勒费弗尔著作出版后学界的反应，以及勒费弗尔本人在不同时期对其解释所作的反思与调整。通过这一考察，马丹试图指出：勒费弗尔或许希望借助心态史分析，在新的方法论框架下延续并“拯救”奥拉尔所确立的共和叙事，但这一尝试并未真正成功，至少未能在法国革命史研究中形成持久共识。尽管两位年鉴学派的创立者对《1789年大恐慌》多有推崇，但这更多是考虑推动和发展心态史研究，而非认可勒费弗尔的理论。
那么，该如何看待《1789年7月大恐慌》？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从对推进大恐慌的研究与理解来看，该书除了学术史梳理部分外，意义不大，且存在明显的论证疏漏。马丹认为不同地方对大恐慌的不同反应，取决于精英内部的联盟博弈及其控制能力，据此来使勒费弗尔所勾勒的理论模型复杂化，并凸显他提出的权力真空解释的正当性。从逻辑上说，这一推理本身问题不大，但马丹使用的个案研究太少，仅以波尔多、普罗旺斯等地加以论证，很不充分。其次，为了反驳勒费弗尔，马丹弱化了民众自我防卫心态在地方动员中的作用。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为在1789年夏天的法国，那些地处边疆港口和长期处于战争威胁的地区，由于自我防卫的传统（心理与机制）保存较好，如书中所涉及的洛林、梅斯、布列塔尼与普罗旺斯等地，大恐慌的后果并不严重。相反，在那些长久以来既未经历战争，也未遭遇内战的地区，如书中所涉及的多菲内、吕费克（Ruffec）等地，大恐慌引起的反应比较激烈。另外，马丹试图将1789年7月中旬的巴黎起义与乡村的反领主叛乱加以区分的做法，也值得商榷。而且，他认为勒费弗尔研究中存在所谓倾向性的证明，也是相当不充分的。这个更像是一个“噱头”，缺乏足够证据。
不过，我认为，《1789年7月大恐慌》倒是清楚地体现了马丹这位曾经执掌法国大革命传统学派阵营的研究者，对法国大革命以及革命暴力的总体理解。总体上，马丹是从一种长时段视角理解革命及其暴力。他认为革命时期民众所表现出来的暴力行为并无特殊性，更无革命性，无非是这个早已习惯了暴力的法国民众的惯习而已。他在《暴力与法国大革命》中便持这一观点，认为暴力本身是旧制度的遗产，而非革命的发明，绝对君主曾依靠公开酷刑和武力展示维持统治，这种暴力通过杀戮习惯——即马丹所言“暴力已是习俗的一部分”（La violence fait partie des mœurs）——渗透进政治文化中。革命者最初尝试通过法律、法庭和国民卫队等措施，将这种野蛮、传统的暴力纳入国家制度的轨道中，但因为“国家的缺失”（Défaut d’État），导致传统暴力在政治真空中失控蔓延（Violence et Révolution: essai sur la naissance d’un mythe national，特别参见第二、三章）。《1789年7月大恐慌》表达了类似的看法。马丹认为，民众在大恐慌中的行为不过是“延续了整个世纪以来从未间断的反叛浪潮”的表现，甚至与1674年布列塔尼的红帽叛乱、更早的巴托罗缪大屠杀并无本质区别。通过将暴力纳入这样一种长时段视角，马丹意欲洗刷法国大革命的“原罪”。
为支撑这一判断，马丹从另一个角度，推进他对革命暴力的“祛魅”，即深入历史细节，揭穿历史神话。比如，他在《恐怖统治：真相与传说》中证明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将“恐怖统治提上日程”这一立法活动，国民公会尽管一再受到无套裤汉的施压，但对这一诉求置之不理。尽管此后暴行不断增加，但这不过是任何革命所必然经历的情况（La Terreur: Vérités et légendes，尤见第三章）。在《1793年1月21日处决国王：在共和与革命间摇摆的法国》中，马丹对处决路易十六这一事件进行了“去目的论”的处理。他认为处决国王既非革命事态发展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其本身也未能昭示明晰的未来。身处合法性断裂和宪法缺失的背景下，国民公会不得不诉诸8月10日起义的合法性来裁决国王的命运。而审判过程中出现的争论本质上是山岳派与吉伦特派关于“8月10日之人”（hommes du 10 août）的认识冲突，审判与处决并非一次意志高度统一的行动，而是在策略、舆论操控与情绪管理中推进的结果（L’Exécution du roi, 21 janvier 1793: la France entre République et Révolution，尤见第七章，结语）。在《罗伯斯庇尔：一位凶恶之人的塑造》中，马丹对罗伯斯庇尔进行了“祛魅”处理，强调真正使罗伯斯庇尔脱颖而出的，不是他提出的激进革命诉求，而是一套高度道德化的政治话语。同样，在恐怖统治期间，具体掌握司法暴力的是各委员会和革命司法官员。罗伯斯庇尔更多承担的是道德话语和政治象征的角色，而非恐怖统治机器的技术性管理者 （Robespierre: la fabrication d’un monstre，尤见第二、八章）。
行文至此，不难发现，马丹在理解革命暴力、恐怖统治等问题上，与他所承袭的传统学派，如勒费弗尔、索布尔等人，以及与修正学派，如弗雷、汉普森（Norman Hampson）等人，均存在着显著差异。传统学派持“环境论”，认为恐怖统治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应对革命危机，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手段，其实质在于为恐怖后果承担历史责任的，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修正学派持“意识形态论”，认为革命政治文化承袭了它所反对的绝对主义王权的某些要素，并沿袭了启蒙卢梭主义的精神，认为1789年的意识形态已蕴含了恐怖统治的基本逻辑，1789年必然预示了1793年，其实质在于对革命民主政治文化的否定。在马丹看来，传统学派和修正派，尽管立场不同，但都缔造了革命暴力这一民族神话。这一神话起源于热月党人。正是热月党人将所有暴行的责任都推给了罗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两派都承袭了这一神话传统，从不同角度证明暴力是革命政府有意为之的产物，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却都忽视了暴力所发生的真实的历史环境，即暴力并非发生在一个有着强大中央集权的体制中，而是发生在政府软弱与国家缺席的背景下。正因为中央政府无力垄断暴力，无法约束军队与民众，才导致混乱与屠杀。把握了这一点，便能理解马丹解释革命暴力与恐怖的两条路径。他之所以将暴力放置在长时段中研究，是因为要证明革命不过承袭了旧制度的政治文化，暴行绝非革命者的发明。他之所以深入历史细节，不遗余力地揭穿一个又一个民族神话（包括1789年大恐慌），是因为他试图证明暴行并非革命有意为之，1789至1794年的革命者无不身处在他们自身既无法预见，也无法把控的“事态之力”（force des choses，圣茹斯特语）。
在我看来，马丹形成这样一种既有别于传统学派，也区别于修正派的观点，或许与他自身的学术经历有关。作为年鉴史家勒华拉杜里的学生，马丹最初是通过研究旺代战争进入革命史领域。当时，旺代战争这一长期被革命研究传统学派所刻意边缘化的问题，随着右派史家的发掘而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在肖努（Pierre Chaunu）的指导下，塞谢尔（Reynald Secher）出版了《法兰西人对法兰西人的“种族灭绝”：旺代被复仇》（Le Génocide franco-français：La Vendée-Vengé，1986），对革命发起了道德控诉。面对这场造成二十万人丧生的内战，马丹似乎显然很难像勒费弗尔、索布尔那样，继续以环境必要性为暴力辩护。于是，他选择从革命进程本身入手，通过对中央各派权力角逐、政令形成、军队构成与地方执行之间的层层错位，进行细致辨析，把暴行放回到具体的政治史与军事史语境，从而将暴行的责任从革命本身，转移到革命进程上。他倾向于认为国民公会宣称“整个法国必须惩罚旺代”更多是一种动员性、象征性的言语姿态，不代表一种真正的政治军事行动。恰恰相反，战争早期被派出的无套裤汉部队训练不足、纪律松散且难以控制，在地方实践中更容易滑向敲诈、掠夺与屠杀，反而推动冲突升级；之后仓促拼凑的“革命军”同样缺乏有效组织，屡战屡败，使局势进一步恶化（La Vendée et la Révolution，第四章）。由此，他得出结论，旺代是一场“因国家缺位而产生的内战”（La guerre civile par défaut d’État，La Vendée et la Révolution，第五章），只要没有严密的中央政权，旺代战争就会持续发酵。
马丹的研究一向立场鲜明，对传统学派与修正学派的批评也相当尖锐。平心而论，他的解释自有其价值：他将革命研究的重心，从观念框架与宏观环境，转向对革命实际进程以及参与者心态与感受的细致考察。他的研究也清楚地表明，若不正视革命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不关注行动者所处的真实处境，便难以形成对革命可靠而扎实的理解。这种路径有助于推动大革命研究摆脱过度的意识形态化解读，使研究对象从规范性论争中相对抽离出来。在他的论述中，法国大革命不再首先被理解为政治自由如何实现的思想史问题，而更被视为国家机器在权威崩解之后艰难重组与自我修复的过程（Nouvelle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尤见第二、十六、二十一章）。
不过，《1789年7月大恐慌》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以批评勒费弗尔史料使用不当为由，实则在铺称自己的观点，多少带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为支撑自己的判断，马丹不惜拆解勒费弗尔提出的四阶段革命论，从多方面推翻1789年民族团结的“神话”，更频繁援引泰纳这位右派史家的观点，来强化暴力与失序的常态性，进而瓦解1789年的例外性与革命性。全书以高度碎片化的叙述方式和材料编排展开，将原本被视为转折节点的重大事件——如攻占巴士底狱、八四法令——重新嵌回弥散化、无中心的动荡背景之中加以处理，使革命更像是一连串彼此碰撞却缺乏方向的骚动过程，成了一场“没有革命者的革命”。他显然无视当时行动者在书信与日记中所反复表达的那种身处剧变之中的震撼与断裂感。如果一切都是旧式的暴力与权谋，如果革命不过是一个国家机器的建设过程，那么大革命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世界性影响？恐怕这个问题是马丹难以回答的。
（感谢我的学生叶树彬同学在理解《罗伯斯庇尔：一位凶恶之人的塑造》和《1793年1月21日处决国王：在共和与革命间摇摆的法国》两部著作的理解方面提供的帮助。）
